在我童年时光里，生活的场所是一片闭塞的山区，那里的文化生活相对贫乏。中学时代，我开始尝试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逐渐也摸索到了音乐的技巧。“当时我喜欢做竹笛，在放假期间还喜欢抓蛇，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那时候各地都在演出“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虽然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但家人却不支持我从艺。我并非自愿选择这个道路，但最终还是“无意中”加入了剧团，成为了一名鼓手。
为了满足剧团表演的需要，我开始尝试作曲，不料写出的唱段和歌曲深受演员们喜爱，这增强了我的信心。当年仅21岁，我就能独立完成作曲、配器和指挥的小戏。恢复高考后，我又燃起了去大学学习的心愿。在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开设招生，此次竞争异常激烈，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可供争夺。我通过层层筛选，最终作为安徽唯一一位学生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师承学术。入校后，我深感肩上的重担，不仅代表着个人，更是为提升中国音乐艺术而努力。
毕业后，即便有机会留校，也决定返回故乡岳西，从事专业黄梅戏作曲工作。那一年，我们推出了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项重要成就。在为这部作品编曲时，我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让其具有时代感与同步发展。在音乐上，我融入了一些电声音乐元素，还借鉴了淮剧特色，将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细致描绘。我说：“这里面突然出现的张弛和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是基于‘形散神不散’原则打造出来的。”这部作品获得了较高评价，并让我赢得“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1998年发布并引发巨大讨论的是《秋千架》，进一步展现了我将其他音乐元素融入黄梅戏中的能力。我利用黄梅戏的情感特性，同时吸收西洋歌剧和百老汇风格，为现代戲曲注入娱乐与喜剧要素。这部作品成为了地方戲與音樂劇结合的一个实验，而我成了戲劇創作界中的“前衛”，並被視為「很好的叛徒，很好的繼承者」。
此外，在进行戲劇創作之餘，我也從事學術研究。我的主要論著、論文及編著包括：《黃梅戲通論》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的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的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並擔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岳西高腔分支主編。“黃梅文化是吳楚文化、質朴文化、青春文化、通俗文化。經典是黃梅戲豐富財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在這個多元時代，藝術需要有個性，有地方性，要更多嘗試，更多探索。現在我們民族藝術遇到了空前的壓力，我真切地感到青年人對於古典藝術輕視與遠離。此刻我們如何與青年人溝通？不能只滿足於古典藝術老腔老調，而應該創新。”
至今為止，其主要工作者包含：黃梅戲舞台劇《紅樓夢》、《秋千架》、《風雨麗人行》、《孔雀東南飛》；影片版《徽商情緣》、《母老虎上轎》；電視版《貂蝉》、《朝霞滿天》（平湖秋月）；歌舞組合《四季美人》（美江南）；兒童話題秀《男子漢行動”。曾獲單項獎項包括：文華大獎（2次）、國家廣電總局華表獎以及飛天獎。而集體榮譽則包括：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2次）、國家文聯第八屆中國戲劇節優秀音樂創 作獎以及中國國樂會會議最佳文章發表奬項。
徐志远，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卓越才华，为黄梅戏带来了新的活力，让这一传统艺术更加贴近现代人的审美需求，他的事迹也激励着每一个追求艺术卓越的人不断创新，不断超越自我，无论是在创作方面还是学术研究领域，都以其专长丰富我们对中国传统艺术更深一步了解，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艺术对于今天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地位价值。他的事业历经时间考验，却依然保持着鲜明的地标性，使他成为我们认同与敬仰的一代人物，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点，那就是真正的大师并不只是拥有技术，他们更重要的是能够将这些技术应用于服务于人类，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用来促进社会进步。而徐志远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以他的才华与热忱，为我们的世界贡献力量，使得我们能够享受到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类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