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玙，在58年前与一位病人建立了联系，这段经历至今仍让我感激不尽。尽管我的年龄已经接近九十岁，但在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结核病的防治工作，无论是诊疗、科研还是教学。我一直坚守在这个领域，一直在这里战斗。
当人们提到“最美科技工作者”这一荣誉时，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因为作为一名临床医生，与那些专注于科研的人相比，我觉得自己做的工作并不足为道。我所做的实验室研究主要是为了支持我们的临床研究，例如开发有助于辅助诊断的技术，如血清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等。
1955年，当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工作时，那是一个充满挑战和风险的年代。在那个时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结核病流行，而这种疾病又特别难以治疗。尽管如此，我没有退缩，也没有逃避，而是在这项艰辛的事业中找到了自己的志业。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我的科研工作更多的是由需要推动出来。当回忆起自己的科研经历时，我深感无奈。我们那时候对抗结核病的手段有限，“灵丹妙药”似乎无处寻觅。而耐药性则成为了一个关键问题，有些患者耐受一种药物，有些甚至因为错误治疗而出现全都耐受的情况。在进行诊断时，我们使用传统方法来研究细菌体内是否具有耐药性，这种方法耗时且效率低下，不利于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为了提高诊断效率，我们实验室建立了利用基因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各种抗生素耐药相关基因。这极大地简化了诊断过程，并为快速调整治疗方案提供了依据。随着改革开放后的“科学春天”，我也迎来了成为博士生导师的机会。这让我的实验室得以扩大规模，从而能够开展更多项目。在指导下来的基础扎实、年轻有为的学生们，他们成了探索前沿领域新力量，为中国结核病防治和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青出于蓝胜于蓝”，如今很多学生们在基础研究方面都超过了我，让我感到非常高兴。
记得几十年前的一次国际交流，那位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教授参观我们的实验室，他看到我们关于抗生素耐药相关基因研究成果，便拿出了照相机。当他问为什么要拍照时，他回答说，是想让他的总是抱怨条件差的情绪学生看看，我们如何在小小实验室里进行这样尖端级别的研究。他希望通过这些照片来激励他们，看看中国人如何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半个世纪过去，如今虽然条件改善，但人类与结核杆菌之间持续不断的地斗争并未结束。每一次发现新的耐药形式，都像是魔王升级一样。但即便如此，在这场长期奋斗中，对待结核病防治原则始终如一：早期、联合、高剂量、全程、规律。这不仅需要医生的叮嘱，还需患者们坚持配合。一句话：“在抗击结核战争中，医者兵法乃至患者都是同一条战壕中的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