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马玙，在58年前与一位病人建立了联系，这段经历至今仍让我感动。尽管已经接近九十岁高龄，但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里，我一直致力于结核病防治领域，不仅在临床诊断和治疗上下功夫，还深入科研和教学工作。在面对如此顽固的传染病时，我选择站在一线。我必须坦白说，成为2021年“最美科技工作者”这一荣誉，让我感到有些不太适合，因为作为临床医生，与那些全心投入科研的人相比，我自己的研究成果显得微不足道。我实验室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支持我们的临床工作，比如开发有助于辅助诊断的技术，如血清学、免疫学和分子生物学等。
1955年，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工作。那时候所在地虽然名义上属于北京，但实际位置是在偏远的东郊通州地区。五十年代末期，中国面临严峻的结核病流行问题，这种疾病以其难以治疗而闻名。在这项充满挑战甚至存在感染风险的事业中，我并没有退缩，也没有逃避，而是将结核病作为我的终身志业。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搞研究”几乎都是由外界环境逼迫出来的事情。当回忆起自己的科研经历时，我只能叹息。在那个时代全球对于结核病治疗方法有限。“灵丹妙药”的寻找似乎无处可求，而耐药性成了一个关键概念。有的患者可能会对一种药物产生耐抗能力，有些则可能因为不规范治疗出现多重耐药。而当我们为患者进行诊断时，我们使用的是传统细菌学方法来检测培养基上的耐药性这种方法耗时且效率低下，因此无法及时为调整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信息。
为了提升诊断效率，我们实验室开始利用基因分子生物学技术来检测各种药物相关的耐抗基因。这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诊断速度，并能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此外，当改革开放带来了新的机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们开始授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资格。我也成为了博士生导师，为基础扎实、才华横溢的新一代研究人员开启了学习之门，他们给实验室带来了活力。随着时间推移，实验室规模扩大了，可以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
在我的指导下，这些年轻有为的学生承担了大量工作，他们成了探索科学前沿主力的同时，也将中国结核防治和研究任务传递下去。“青出于蓝胜于蓝”，现在很多学生基础知识水平都超过我。不过，看着他们取得成就，我内心充满快乐与骄傲。
记得三四十年前，有位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教授曾访问我们实验室，他被我们关于抗结核素耐抗基因研究结果深深印象。他拿出照相机，说他要让那些总抱怨条件差的小伙伴们看看，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怎么能做出这样前沿性的工作呢？
半个世纪光阴似箭，即使现在条件好了许多，但人类与结核杆菌之间还未结束战斗。它不断产生新的耐抗株，与新药研发形成长期竞争。但即便如此，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待这场长期斗争中的关键原则——早期、联合、足量、全程规律——都不会变。这需要不仅医生的坚持，更需要患者们坚定的配合：“在这里，是医生兵站同战友。”
这条战壕，正是我守卫已久。（孙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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