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生活在一个文化相对贫乏的山区。中学时期，我开始自己学习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和笛子，逐渐也掌握了一些音乐的技巧。“当时我喜欢做竹笛，还喜欢抓蛇，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那个时候，每个地方都在演出“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虽然我的成绩很好，但家里反对我从艺。我不是由自己选择的，却还是“歪打误撞”地进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
为了剧团表演的需要，我开始尝试作曲，没想到写出来的唱段和歌曲非常受演员欢迎，这增强了我的自信。在21岁那年，我已经能够独立完成作曲、配器和指挥的小戏。恢复高考后，我又开始考虑去大学深造。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招生，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我通过了层层考试，在安徽唯一被录取的学生中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师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氛围特别好，我当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不是为自己，而是想把中国音乐搞好。”
毕业后，我放弃留校机会回到岳西，从事专业黄梅戏作曲工作。1991年的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是我参与创作的一部重要作品。当时，为《红楼梦》作曲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它具有时代感与进步。在音乐上，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还融入了一些淮剧元素，将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层次展开。我说：“这里突然张弛突然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是用‘形散神不散’原则来打造。”这部戏获得较高评价，并让我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1998年的《秋千架》，更证明了我将其他音乐元素融入黄梅戏中的能力。我发挥黄梅戏抒情特点，同时借鉴西洋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剧艺术特色，为现代戲注入娱乐喜剧性。这使得《秋千架》成为中国地方戲与音樂劇结合的一个試驗，使得徐志遠成為戲劇創作者界“前衛”的代表，被看為是“很好的叛徒，一個很好的繼承者”。
除了进行戲劇創作之外，我還進行學術研究。我主要論著、論文及編著包括：《黃梅戲通論》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合流》、《黃梅戲角色音色造型》等，並擔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岳西高腔分支主編。
黃梅文化是一種吴楚文化、質朴文化、一青春文化、一通俗文化。而經典則是我們寶貴財富之一，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在多元化時代，藝術需要有個性，有地方性，要更多尝试，更多跋涉。現在我們民族藝術遇到了空前的壓力，在這裡感到年輕人對於傳統藝術輕視與遠離。他們怎麼樣與我們對話？不能只滿足於傳統藝術老腔老調，而應該要創新。 作樂家應該根據劇本，以及觀眾需求選擇適合方式方法，要常變常新。
我的主要作品包括：黃梅戲舞台劇《紅樓夢》、《秋千架》、《風雨麗人行》、《孔雀東南飛》（此處省略）；以及兒童劇《男子漢行動》（此處省略）。曾獲單項獎項：國家廣電總局華表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兩次）、國家文聯第八屆中國戲協優秀音樂創作者獎等。此外，也獲得過集體獎項如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兩次）、國家文華大獎等。此外，他还担任过多项重要编排工作，如主编国家级项目——"中国传统艺术节"系列丛书第一辑，并且他还因其杰出的贡献而被授予荣誉称号并获得各种奖项。他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卓越才华影响着整个行业，让世界看到中国传统艺术尤其是黄梅戏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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