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董其昌，出生于1555年，在1637年离开了这个世界，是华亭（如今的上海松江）的一个人。我是一个书画家、书画鉴赏家兼理论家。我的字是玄宰，号称思白，也被称为香光居士，有时人们会叫我“董华亭”。我考取了万历进士的名额，被授予编修的职位，最终官至礼部尚书，还担任过太子太保，并以文敏之谥词来纪念我的一生。
我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对于讨论和理念有着浓厚兴趣，而且擅长鉴别书画作品。我在书法上的风格主要受颜真卿影响，但也广泛学习魏晋唐宋诸多著名家的笔法，我能够融会贯通而自成一派。我的行书古朴潇洒；楷書则融入颜真卿之率真的韵味；草書则根植于颜真卿《争座位》、《祭侄稿》，并且兼具怀素之圆劲和米芾之跌宕。这让我在后世被誉为与邢侗、米万钟、张瑞图并列为“明末四大书家”。
对明末清初的书风，我有着深远的影响力。我对于绘画也有自己的见解，将其分为“南北宗”，认为“南宗”是文人的正脉。在很多场合下，我都会自豪地说作画需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后来成了许多人追求艺术创作的一种信条。
我的一些传世作品，如《云山小隐图》卷现在藏于故宫博物院，《遥山泼翠图》轴则存放在上海博物馆等地。而我的传世墨迹不少，其中包括《论画册》、《唐人诗卷》、《琵琶行诗卷》、《前后赤壁赋册》，其中最著名的是《前后赤壁赋》，是一篇纸本墨迹，以行書方式呈现，全共101行，每行字数各异共15幅，每幅均纵27.4厘米，横18.8厘米。这个作品曾经收录在《石渠宝笈初编》的著录中，现在它被收入了《故宫书画录》的第三卷，并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
从这份诗句可以看出，我在写作时倾向于李邕作为骨架展现强劲，而保持淡雅；用米南宫作为体势，却略去变化走向简约，这体现出了个性特点。细细观察，可以发现结体宽绰，用颜真卿布白而非强作恢弘，使得笔势潇洒随意，与米芾所说的奇宕潇散相呼应，以奇为正，不主故常。这一点难能可贵，因为我始终如一地表现自己，没有学步陋习，只是凭借实践证实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自身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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