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8年前,一位病人至今仍与我保持联系,感谢我的努力。如今,我作为北京医科大学附属胸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已经步入九十高龄。在过去六十多年的时间里,我致力于结核病防治领域的工作,从临床诊治、科研研究到教学工作。我一直站在了这场与最难缠传染病——结核战斗的一线。“说实话,作为一名临床医生,被称为‘最美科技工作者’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我的主要工作是治疗患者,与纯粹从事科研的人相比,我做的科研工作更多的是为我们的临床研究提供支持,如血清学、免疫学、分子生物学等技术。”马玙在长期从事一线工作中,对“科技工作者”这个词有着深刻的理解。
1955年,我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结核病研究所工作,那时研究所实际位置是在通州,这个地方虽然属于北京,但当时还是偏远地区之一。在五十年代末期,中国面对严峻的结核病疫情,而这种疾病以其顽固不化著称。在这样的艰辛而充满风险的事业中,没有让马玙退缩或逃避,而是成为了她毕生的志业。
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搞研究都是逼出来的。”回忆起自己的科研经历,马玙表示。当时全球对于结核病治疗方法有限,“灵丹妙药”无处寻觅,在治疗过程中耐药性是一个关键问题。有的患者耐一种药,有些则耐多种甚至全体耐药。在进行诊断时,我们使用传统细菌学方法来研究抗原体对不同药物的耐受性,这种方法实验复杂且耗费大量时间,不足以及时提供参考信息。为了提高诊断效率,我们建立了一套利用基因分子生物学技术检测各种抗生素相关基因,以便更快地调整治疗方案。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逐渐实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开始授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学位,并且我成为了一名博士生导师。这段时间内基础扎实、精力充沛的学生们加入了实验室,为我们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实验室规模扩大了,我们能做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在指导下,他们承担了大量任务成为探索前沿领域主力的中国结核防治和科学研究得到了持续发展。“青出于蓝胜于蓝,现在很多学生他们基础上的水平都比我高很多。”马玙心存欢喜地说。
回顾过去三四十年间的一次国际交流活动,一位来自美国科罗拉多州教授曾参观过我们实验室,当看到中国团队关于抗菌剂耐受性的成果,他拿出了照相机。当问他为什么要拍照,他回答说,要让那些总抱怨条件差的情绪低落的学生看看,在如此小巧简易的地方如何开展如此先进的地球级别科学探究活动。此半个世纪后的今天,由于人类与TB斗争依旧未结束,新型抗菌剂不断出现而导致TB杆菌产生更多抵抗能力,用马玙的话来说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然而,即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她提醒人们坚持早期诊断并采用联合疗法以及足量规律服用,不仅需要医生的劝告,更需患者们坚定的配合:“在处理TB期间,无论是医生还是其他同行乃至患者,都是一条战壕上的战友。”
这条战壕已是我守卫六十余载。(孙明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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