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扩招政策是其录取制度的核心。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关切，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单独进行考试，这就是“别试”的起源。宋代特意为这些家庭背景优渥的学子提供了额外的机会。
从公平角度看，宋朝有两大措施：一是倾向于录取平民和庶族——科举系统逐渐普及，使得普通学生也有可能脱颖而出；二是增加名额，以便更多人能够参加考试。
实际上，当初建国之初，每年的录取进士数量并不高，只有十几人。但随着赵光义（太宗）的改革，大幅增加了录取名额。在太平兴国二年的一次考试中，共计500余人被录用，其中包括109名进士、207名其他科目的人员，以及特奏名和诸科赐同进士出身者的数百人。这一成绩创下了历史纪录。
在这次选拔之前，赵光义曾表示：“非敢望拔十得五，只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可以看出当时选拔人才的情急程度。那一次共有超过5300多位应试者，他们基本上是在按照赵光义设定的10%左右比例来进行选拔。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比例，有大臣如薛居正提出了担忧：“取人太多，用人太骤”。
事实证明，这种扩招策略是明智的，因为这一届新生中涌现出了许多后来成为重臣或知名人的人物，如状元吕蒙正，他以第一名被选中，没有这个宽松的人才政策，他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
咸平三年（1000年），宋朝记录下了最大的录用规模，那一年，一共有740多位进士及其他科目人员被选入，还补充了一些落榜者，这显示了政府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视。此外，“特奏名”制度也是一个独特的手段，用以奖励那些未能通过正常途径得到錄用的老考生，而这种照顾性的“破格錄取”也体现了一种恩泽政策。
由于录取率较高，加上鼓励措施，使得宋朝成为古代中国最容易通过金榜题名的一个时代。在这种激励下，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幅增加，比如仅淳化二年的解试就吸引了10万余人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