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时光里，生活的场所是一片闭塞的山区，那里的文化生活相对贫乏。中学时代，我开始尝试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逐渐也摸索到了音乐的技巧。“当时，我特别喜欢做竹笛，在放假期间还喜欢抓蛇，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那时候，每个地方都在演出“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要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抓来的。”虽然我的成绩很好，一心想考大学，家人也反对我从艺，但最终还是“不经意间”地进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
为了剧团表演的需要，我渐渐地开始尝试作曲，不料写出的唱段和歌曲深受演员们欢迎，这让我有了更多信心。21岁的时候，我就能独立完成小戏作曲工作。这一天，当恢复高考后，我又开始渴望走上学术之路。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开设招生，并且竞争异常激烈，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我通过层层筛选，最终作为安徽唯一的一位学生，被录取到上海音乐学院，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老师学习。“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氛围极佳，那时觉得肩上的担子很重，不是为自己，而是想把中国音乐搞好。”
毕业后，我选择放弃留校机会，将专业知识应用于黄梅戏创作之中。这一举措，让我走上了专业黄梅戏作曲人的道路。在1991年的《红楼梦》舞台剧中，为此作品进行创作时，我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其具有时代感与时俱进。在音乐上，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元素，还融入了一些淮剧特点，把宝玉黛玉之间的心理活动层层揭示出来。我说：“这里面突然的张弛和突然的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用‘形散神不散’原则来打造。”这部作品获得了较高评价，并让我获颁“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1998年的《秋千架》更是我艺术实力的展示之一。他充分发挥黄梅戏抒情特点，同时借鉴西洋歌剧和美国百老汇风格，以娱乐性和喜剧性为目标，为当代戏曲注入新鲜血液。这部作品成为中国地方戏与现代音乐结合的一个重要实验，让我成为了戲劇創作者界中的“前卫”，并被视为既忠实传承，又勇于创新的人物。
除了编排各类黄梅戲音樂作品外，他還致力於學術研究，其主要論著包括《黃梅戲通論》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的貢獻——兼及皮黃腔在安徽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並擔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以及岳西高腔分支主編。他認為，“黃梅文化是吴楚文化、质朴文化、青春文化、通俗文化。經典是黃梅戲寶貴財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在一個多元化時代，藝術需要個性化與地方特色，要有更多嘗試與跋涉。”
他的主要創作包括：舞台劇《紅樓夢》、《秋千架》、《風雨麗人行》、《孔雀東南飛》，影片《徽商情緣》、《母老虎上轎》，電視劇《貂蝉》、《朝霞滿天》（平湖秋月），以及兒童樂隊專輯《男子漢行動》的創製。此外，他獲得了單項獎項如文華大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兩次）、國家廣電總局華表獎及飛天獎，以及集體榮譽如國家文聯第八屆中國戲劇節優秀音樂創作者等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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