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走过的半个世纪里，庄文颖已经很少再踏上野外的考察之路。曾经，她的双脚在全国26个省份的地面上留下了足迹；她的肩膀背负着无数真菌标本；她的一双眼睛辨认出了360多种新发现的真菌。她七旬高龄，步伐沉重，肩膀弯曲，一眼就能流出泪水。但她依旧保持着端庄短发，每天都出现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C座4层实验室，与真菌、放大镜、显微镜和学生为伍。荣誉纷至沓来，如“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美洲真菌学会外籍荣誉会士”，学者们还以她的名字命名了真菌新属“文颖盘菌属”和细菌新属“海庄文颖氏菌属”。最近，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科协等部门联合开展的学习活动中，她被评选为2021年北京最美科技工作者。这一切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那个简单而朴实的称呼——“研究员”。
30岁时，她选择了踏上这条充满未知挑战性的道路。在1968年的农村插队生活中，那时只有书籍才能陪伴她。那一年，她20岁。当国家号召后，她到了山西偏远的小村庄，那里的生活让她的爱好转向科学。1973年，当机会降临时，庄文颖顺利考入山西农学院，并决定留校任教。在那段时间内，她发现植物病害中的70%都是由真 fungi引起，这激发了她继续深入研究。
带着问题与热情，庄文颖考取了硕士研究生，并师从余永年开始她的真正征程。那一刻，也是30岁的一个重要节点。她掌握了分类学方法，在课题组成长成为顶梁柱。在余永年的鼓励下，他送她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以期将其所学应用于国内真 fungi分类研究。更大的世界在面前展开，而她也尽可能地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去学习和工作。
1988年回国后，由于特定的项目支持，他们进行了一次大巴山丛林深度探险，这次探险不仅丰富了他们的心灵，也让中国真的站在国际舞台上。而自80年代之后，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野外考察上了，那些艰苦但又美好的记忆如诗如画地存在：“我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事。”
老老师留下的东西，不仅有保温壶，还有对待生命热情与执着。余永年的50多年奋斗，让国内外刊物上的论文数量达到了120篇，更有著作20部，而他的最后遗愿《中国菌物学100年》出版后，对他来说是一份难得安慰。
带领团队率先进入热带和西北地区进行综合性研究，同时主持重大项目20余项撰写著作9部参与编写权威工具书——《真 fungi辞典》，这是一个不懈追求知识边界拓宽的人生旅程。而即便是在七十多岁高龄下，她仍然坚持不断学习，不断尝试拓宽人们对于true fungi领域认识。（倪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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