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扩招政策是其录取制度的核心。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宋真宗赵恒曾强调过科举中的不公，并提出“别试”，为后来的“官二代”特权提供了空间。在公平方面，宋朝采取了两条策略：一是倾向于录取平民和庶族，使得普通学子有机会崭露头角；二是增加录取名额，以便更多人才被选拔。
事实上，当初的录取率并不高，每年进士仅有十余人，但随着太宗赵光义登基，大幅增加了录取名额。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共录取500人，是当时的一大记录。当时参加考试的人数超过5300余人，而赵光义提出的10%左右的录取比例，在当时算是一种较为宽松的标准。
这一政策在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达到了顶峰，那一年共计740多人及格，其中包括900多人的特奏名。此外，还从落榜生中补录500余人，“特奏名”则是一种照顾长期未能及格考生的特殊待遇，类似于现代所说的“破格晋升”。
由于这项政策导致了高昂的情绪和激烈竞争，加之优惠刺激措施，如淳化二年的解试参与者达到10万之众，这使得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最容易金榜题名的一个时代。不过，这些措施也引发了一些批评，比如薛居正就认为：“用人太骤”，意味着选拔速度过快，对人才进行快速推进可能会忽视深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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