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录取政策是十分重视的。根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的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曾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态度：“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这就是宋代对于“官二代”的特殊“别试”制度的开始。
从公平角度看，宋朝在录取政策上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倾向于选拔平民、庶族，这种趋势使得一般学子有更多机会出人头地；二是扩大录取名额，让更多人才能够被发现和培养。
事实上，在宋朝初期，每年的进士数量并不高，只有一二十人。直到太宗赵光义登基后，他大幅增加了录取名额。这次考试中共录取500人，其中包括109个进士、207个诸科及第者，以及特奏名和诸科赐同进士出身的人数，这成为当时的一大记录。
在这一系列改革之前，赵光义曾说：“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可以看出，他对于选拔人才抱着极其迫切的心情。在当年的应试人员中，有超过5300余人的参与，这一次考试几乎按照10%左右的比例来进行选择。这一比例在当时被认为相当宽松，当时宰相薛居正甚至提出担忧：“用人太骤”。
这种扩招措施最终证明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因为太平兴国二年的这些新生才俊中涌现出了许多未来的大臣，如吕蒙正，他以第一名成绩成为了状元，即便没有这样的制度支持，也很难想象他能达到如此高位。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是宋朝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录取，那一年共有740多位进士及其他科目优秀者获奖，并且还补录了500多位落榜者的名字。此外，还有一项独特政策——“特奏名”，用于照顾那些长时间未能通过科举考试但仍然坚持不懈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以直接获得本科毕业证书，而无需再次参加考试，这是一种非常慷慨和照顾性的“破格晋升”方式，被称作恩准或恩典。
由于其优厚的环境，使得人们对学习充满热情，从而导致参加解题竞赛的人口激增。在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全国各地参加解题竞赛的人数竟然超过了10万。这说明，在利好刺激下，不仅能够更容易金榜题名，而且整个社会对于教育都产生了一定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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