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被视为至关重要。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忧虑，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单独考试。这一做法便奠定了宋代对于“官二代”的特别待遇，即所谓的“别试”。
为了实现录取政策上的公平，宋朝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倾向于录取平民和庶族学子，使得一般人有更多机会通过科举考试；二是扩大录取名额，以增加出身非豪门家庭的人才进入仕途。
事实上，在宋朝初期，每年的录取进士数量并不多，只有十余人。但随着赵光义（太宗）的登基，大幅增加录取名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共计500人获得进士或同等待遇，这在当时是一次规模空前的选拔。
赵光义曾经表示：“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说明当时选拔人才的紧迫感非常强烈。在这一轮考试中，有5300余人参加，最终以10%左右的比例被选中，这在当时看来是一个相对较高的选择标准。
后来的历史证明，赵光义扩招人才是一个明智之举。太平兴国二年的这些新进士中，有许多后来成为国家重臣，如吕蒙正，他是那一年的一甲第一名，也就是状元。他本可以因为没有特殊照顾而难以脱颖而出，但正是由于朝廷倾斜给予普通人的机会，他才能成就伟业。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是宋朝最大的一次选拔，当年的进士及诸科生达到740多人，其中特奏名达900余人。此外，还从未能入围的人群中补充500余人。这项措施体现了一个温柔且包容社会，对那些努力但未能立即成功者给予了一份温暖与希望。
此外，“特奏名”制度也反映出了这个时代对老考生的关心。当初赵匡胤规定，如果有人连续参加十五次科举仍未成功，他们将免除再次参加考试，可以直接获准本科出身。这是一种少见的破格处理，更像是恩赐，是一种超越常规、体现仁慈和理解力的政策。
因此，从总体来看，宋朝可能是在中国古代各个时代里，最容易让人们梦想成真的年代。在这种鼓励下，不仅每年度参赛的人数激增，而且整个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变得更加开放和宽容。例如，在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全国共有超过10万学生参加解试，这样的热情参与无疑促成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