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幼时期,我生活在一个文化相对贫乏的山区。中学期间,我开始自己学习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逐渐掌握了一些音乐技巧。我曾经喜欢制作竹笛,并且还会抓蛇,将蛇皮剥下来用作胡琴的蒙皮。在那个时候,每个地区都在上演“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扩大招生,我几乎被他们发现并拉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
为了满足剧团表演的需求,我逐渐尝试写作曲,意外地写出的唱段和歌曲非常受演员欢迎,这也增强了我的自信。21岁时,我就能够独立完成小戏的作曲、配器和指挥工作。当恢复高考后,我又开始梦想着考大学。1981年,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开设招生,当时竞争异常激烈,只有华东地区8个名额。我通过层层筛选,最终成为安徽唯一被录取的学生进入了上海音乐学院,有幸师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毕业后,即便有机会留校,但我选择回归岳西,一心专注于专业黄梅戏作曲的事业。
1991年的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是我的重要作品之一。在为该剧创作音乐时,我深思如何让其具有时代感与时俱进。在音乐上,我融入了一些电声音乐元素,同时吸收淮剧特点,将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层层展现出。这部作品获得了较高评价,并让我荣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而1998年的《秋千架》更是证明了我将其他音乐元素融入黄梅戏中的能力。我充分发挥黄梅戲抒情特点,并借鉴西洋歌剧及百老汇音樂劇艺术特色,为当代戲曲注入娱乐与喜剧性。这部作品成为了中国地方戲與音樂劇结合的一个試驗,並使我成為戲劇創作界“前衛”的代表,被视为一位既忠实传承,又敢于创新的人物。
此外,在进行戏剧创造同时,也积极参与学术研究。我撰写过多篇论著、论文和编著,如《黃梅戲通論》的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於安徽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等,还担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以及岳西高腔分支主編。“黃梅文化”是我所推崇的一种吴楚文化、一种质朴文化、一种青春文化、一种通俗文化。而經典则是黃梅戲最寶貴的財富,但是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於經典劇目。在一個多元化時代中,藝術需要個性化、地方特色,要有更多嘗試,更廣泛探索。今我們民族藝術面臨空前的壓力,而年輕人對於古典藝術越來越轻视遠離,我们应该如何與他們對話?不能只滿足於傳統腔調,而應該创新。此外,还应根据剧本和观众需求选择适合的手法方法,使得我们的艺术常变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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