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童年时光里,生活的场所是一片闭塞的山区,那里的文化生活相对贫乏。中学时代,我开始尝试一些乐器,如二胡、口琴、笛子等,逐渐也摸索到了音乐的技巧。“当时,我特别喜欢做竹笛,在放假期间还喜欢抓蛇,把蛇皮剥下来蒙胡琴。”那时候,每个地方都在演出“样板戏”,岳西剧团因此扩大招生,“我几乎是被他们带来的。”
尽管学习成绩很好,家人也反对我从艺,但最终我还是“不经意间”地进入了剧团,成了一名鼓手。
为了剧团表演需要,我开始尝试作曲,不料写出的唱段和歌曲深受演员们喜爱,这增强了我的自信。21岁的时候,我就能独立完成小戏的作曲、配器和指挥工作。恢复高考后,再次萌生的大学梦想。我1981年通过层层考试成为上海音乐学院戏曲作曲进修班唯一安徽学生,被录取入学师从何占豪、刘如曾教授等。
毕业后,我选择回归故乡,而不是留校继续深造。这一决定让我走上了专业黄梅戏作曲的道路。在1991年的黄梅戏舞台剧《红楼梦》中,是我参与创作的一个重要作品。当时为《红楼梦》作曲时,我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让其有时代感,与现代同步。在音乐上,我吸收了一些电声音乐,还融入了一些淮剧元素,将宝玉在黛玉棺材前的心理活动层层展开。我说:“这里面突然出现张弛和停顿是一个复杂过程,用‘形散神不散’来打造。”这部戏得到了较高评价,并获得了“文化部第二届文华音乐创作奖”。
1998年的《秋千架》更是证明了我的能力。我将黄梅戲的抒情特点与西洋歌剧和百老汇音乐劇艺术特色相结合,为当代戲曲注入娱乐与喜劇性。这使得《秋千架》成为中国地方戲與音樂劇結合的一個「試驗」,並被看為「很好的叛徒,很好的繼承者」。
此外,在进行戏剧创作同时,也进行学术研究。我的主要论著包括:《黄梅戲通論》的音樂章節、《試論程長庚對京劇音樂貢獻——兼及皮黃腔於安徽之合流》、《黃梅戲角色的音色造型》,并担任《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安徽卷》的責任編輯以及岳西高腔分支主編。
关于黄梅文化,它是我們吴楚文化、质朴文化、青春文化與通俗文化的一部分。而經典則是黃梅戲寶貴財富,但要想發展就不能僅僅依賴古典劇目。在這個多元化時代,藝術需要有個性,有地方性,要嘗試更多,更遠行一步。今時今日我們民族藝術遇到空前的壓力,這讓我感到年輕人對於戲曲藝術輕視且疏遠。所以我們怎麼與年輕人溝通?不能只滿足於傳統老腔老調,而應該創新。此外還應該根據劇本以及觀眾需求選擇適合的手法方法,以保持常變常新。
至今為止,其主要作品包括:黃梅戲舞台劇《紅樓夢》、《秋千架》、《風雨麗人行》、《孔雀東南飛》(其中兩部獲國家級單項獎),以及其他影片電視版,以及兒童樂隊項目等。他曾獲多項獎項,如:文華獎(2次)、中國文聯第八屆中國話劇節優秀音樂創 作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2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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