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被视为至关重要。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忧虑，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单独考试。这一做法便奠定了宋代对于“官二代”的特别待遇，即所谓的“别试”。
为了实现录取政策上的公平，宋朝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倾向于录取平民和庶族学子，使得一般人有更多机会通过科举考试；二是扩大录取名额，以增加出身非官宦家庭的人才。
事实上，宋初期的录取率并不高，每年的进士名额仅有二十余人。但随着赵光义（太宗）的登基，大幅增加录取名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共计500人获得进士及诸科等级之职，这一数字创下了新纪律。
在这一次考试前，赵光义曾表示：“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表明当时选拔人才的情急心切。当年的应试者超过5300余人，其中按10%左右的比例要求来录取。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比例，但也引发了一些批评，如薛居正提出的：“取人太多，用人太骤。”
然而，这种扩招策略并未失效。在那次考试中，有许多杰出人物如吕蒙正，一甲第一名、状元，也就是说，没有这种倾斜制度，他可能难以脱颖而出。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成为史上最大的一次进士及诸科等级之职录用，那一年共计740多人获此殊荣。此外，还有特奏名900余人，以及从落榜生中补录500余人的安排。
“特奏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手动调整机制，用来照顾那些连续参加十五次以上但未能被錄用的考生。这些老考生可以直接获得本科出身，不必再参加正式考试，这是一种显著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保障措施，也体现出了恩赐的一面。
由于其优渥条件，使得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最容易金榜题名的一个时代。在这种激励下，加上规模宏大的报名者众多，只要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全国各地就有10万多学生参加解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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