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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己(1487~1559) 中国明代医学家。字新甫,号立斋。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父薛铠曾为太医院医士。薛己自幼继承家训 ,精研医术,兼通内、外、妇、儿各科,名著一时。正德元年(1506)补为太医院院士,九年提为御医,十四年授南京太医院院判,嘉靖九年以奉政大夫南京太医院院使致仕归里。薛己治学极为刻苦,论著很多,除自著的《外科枢要》、《内科摘要》、《女科撮要》、《疠疡机要》、《正体类要》、《口齿类要》之外,还有许多校订书,薛己校订书的特点,选注名著,附以己见,如他校订有《妇人良方大全》、《小儿药证直诀》、《明医杂著》、《外科精要》等数十种。这些校本中不少附有医案,以临床验证来说理法方药依据。学术思想受张元素、李杲、钱乙等影响最大。薛己以外科见长。 薛己,字新甫,号立斋,明代吴郡(今江苏苏州)人,约生活于公元1486~1558年。家为世医,其父薛铠亦为当时名医。薛己年幼时继承家学,从其父学医业,是一位临床大家。于内、外、妇、儿、口齿、骨伤诸科,无不擅长,且在学术上能旁通诸家,可谓博学多才。在正德年间(1506~1521年),被选为御医,选拔南京院判。嘉靖(1522~1566)年,又任太医院使。当时,丹溪之学盛行,医家多重视寒凉降火,克伐生气,产生流弊。针对这种情况,薛氏根据前人的经验及自己的潜心研究,自立一家之言,融东垣脾胃之说及王冰、钱乙肾命水火之说于一炉,重视先后二天的辨证,治疗用药倡导温补,对后世温补学派的产生与形成,颇有启发。著有《内科摘要》、《外科发挥》、《外科枢要》、《外科心法》、《外科经验方》、《疠疡机要》、《女科撮要》、《保婴金镜录》、《口齿类要》、《正体类要》、《本草约言》等,并对其父薛铠的著作《保婴摄要》、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王纶的《明医杂著》、陈文中的《小儿痘疹方论》等加以注评。 《内经》中对脾胃十分重视,东垣之说即是受到了这一思想的影响。薛己论脾胃很重视《内经》这一认识,他说:“《内经》千言万语,旨在说明人有胃气则生,以及四时皆以胃气为本。”这与东垣之说是一脉相承的。薛氏接受李杲的学术观点,提出“人得土以养百骸,身失土以枯四肢。”“人以脾胃为本。”但是,薛氏又有不同于东垣之说的内容。东垣提出脾胃元气与阴火不两立,气虚则阴火亢盛,而薛氏则重视脾气下陷。如其举例脾气下陷,湿热下迫,可致血崩之理,与东垣“阴火上乘土位”之说则不尽相同。又如,其论治头面部疾患时,指出:“脾胃发生元气不能上升,邪害空窍,故不利而不闻香臭者,宜养脾胃,使阳气上升,则鼻通矣。”亦是强调脾气升阳的作用。至于脾胃虚损导致血虚者,薛氏又指出脾不仅可以统血,又是生血之源。因此,治疗时,主张滋其化源,用六君子汤加减。 薛氏不但重视后天脾胃,而且又十分重视先天肾命。薛氏接受王冰之说,并以钱乙的六味丸、崔氏的八味丸,作为补肾水、命火的代表方剂。他认为,“两尺各有阴阳,水火互相生化,当于二脏中分各阴阳虚实,求其属而平之。若左尺脉虚弱而细数者,是左肾之真阴不足也,用六味丸。右尺脉迟或沉细而数欲绝者,是命门之相火不足也,用八味丸。”认为肾中病证,不论热病寒病,总属肾虚所致,若是无水之病,以六味丸滋补肾水;若属无火之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而且,薛氏明确提出,不论补水补火,不可泥用沉寒之剂,与丹溪滋阴降火之说大相径庭。可见,薛氏补肾主张应以温补为主。 薛己论治虚损虽有气血、阴阳之辨,治疗用药亦崇尚温补,然他治虚必言阴虚,重视肝、脾、肾三脏。薛己所言之阴虚非单纯指津液、精血而言,而是泛指足三阴肝、脾、肾三经之虚。他说:“阴虚乃脾虚也,脾为至阴。”黄履素在《折肱漫录》中曾评述,“薛立斋之论阴虚,发前贤所未发,其谓阴虚乃足三阴虚也。足三阴者,足太阴脾、足少阴肾、足厥阴肝也。而脾属土,尤为至阴而生血,故阴虚者脾虚也。补阴宜自补脾。如大凡足三阴虚,多因饮食劳役,以致肾不能生肝,肝不能生火而害脾土,不能滋化,但补脾则土生金,金生水,木得平而自相生矣。”可见,薛氏以足三阴虚为阴虚,肝、脾、肾三脏中独重脾土,在理虚治疗中抓住这一重要环节,充分反映了薛氏治病求本,滋化源以及重视脾胃等学术特点。 薛己的学术观点,是在深入研究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并结合个人临证心得总结而成的。在当时元末明初,世医浪学丹溪之法,恣用知、柏,流弊日深的情况下,薛氏敢于提出新的观点,在理论上重视脾胃,注重脾胃与肾命的关系,在治疗上善于温补,对明代以后诸医家逐步对肾命的探索引向深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薛氏本人不失为一位对明代医学发展有较大影响的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