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沙书评明代的王朝国家形态与边疆治理困局读明代的王朝国家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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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鸣沙·书评”是本公众号新开辟的与读者互动交流的栏目。 主要刊登读者撰写的中篇书评和读后文章。 师范大学博士生毛秀芬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赵先海研究员就新书《明代王朝国道》撰写书评. 书中分析了明朝如何在传统“王朝国家”形态的影响下,选择了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 毛秀芬的书评,评论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和观点,分享了她对本书论述和写作方法的理解。

关于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维托夫以“治水农业”为线索,将中国概括为“治水国家”,并提出了相应的“治水社会”和“农业治水专制”理论和“农业治水专制”。 专制主义”的概念。虽然维托夫的“水治社会是最专制的文明”等论点具有明显的偏见和政治倾向,但从核心区域、边缘区域和次边缘区域分析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宏观空间视角水治理领域值得我们关注。对于历史研究来说,非常有必要考察不同地区的“域差异”和相互作用。赵先海研究员的新书《明代王朝国家之路》以以《疆域异次序》和《边防爆点》为切入点,反思明代王朝国家和边防困境的代表作。

全书除绪论、结语和参考文献外,共十一章。 引言围绕“西欧民族国家”、“王朝国家”、“世界秩序”、“异秩序疆域”、“边疆爆发点”等概念,对研究背景、中心问题和研究方向进行了说明和界定切入点,并讨论了明代的族群和边疆概念。 精心梳理学术前沿,厘清“王朝国家”在文明演进和政治变迁方面的优势与制约,明代世界近代史起点与中西历史分流被延长。

总的来说,《明代王朝江山之路》史料详实,视野开阔,线索清晰。 它突破了传统边疆史、王朝史、中外关系史、地理学的学科局限。 以明朝的中国为例,反思明朝在世界现代化趋势中面对差异边界、边疆爆发点等问题时的观念和选择。 本书既是一部以明代对外关系和边疆治理为主的专门历史研究著作,也是一部充满时代关怀的对明代国家道路选择的反思之作。

1. 内容:关注王朝国家形态下的明代中国

第一章至第三章,作者主要从族群冲突、“华夷之别”的政治观念、地缘政治、地域壁垒、统治者、与政权的性质。 根据正史、实录、日志、文集、日记、方志等文献,梳理了洪武时期“异序疆域”格局的形成。 此外,作者在探讨“汉亚秩序”的重构时,追溯了中国古代“汉亚秩序”的核心内涵,并采用比较的视角来分析明代建立的宗藩关系。王朝在中亚、东亚、东南亚,而且不削减海外政策的基调。

从整体上看,这三个部分是逐步推进的,也体现了明朝开国后在属地治理层面形成的内向、有限管理的特点。 作者从这三个维度,从整体上考察了明朝开国初期明朝边疆地区的经营取向、民族视野和对外政策,总结了明朝的特点和优势劣势。王朝在边界界定和区域国际秩序的建立中,挖掘出以往研究忽视或回避的汉族为主的国家长期警惕的北方族群等内部“隐情” ,指出洪武时期确立的“内倾”王朝国家取向是中西历史分流的开始。 从点到点,分析考证都相当完整严谨。 特别是,作者在探讨“异序边疆”格局的构建时,以地理空间为脉络,梳理了大量关于设立卫队的相关资料,论述了地域范围、封号的历史并验证和分析概念的变化。 可以说基础扎实,细致专业,让人眼前一亮。 文中还引用了大量记载,列举了洪武初期至明末的疆域变迁。 15世纪末到17世纪中叶,我们对阴山以南、太行以北的地域概念内涵有了更形象的认识。

在第四至第六章中,作者考查了永乐、仁宣、正统时期的王朝国家取向,并结合统治者的成长环境和与明朝的关联程度,系统地分析了明朝不同时期的疆域政策史。边境。 正反两方面的转变和影响,揭示了从“华谊一家”到“内务本位”再到“华谊离不开”的观念转变。 作者指出,由于封建王朱棣长期在漠南草原居于中心地位,他在民族和民族观念上更加开放,因此积极经营四大民族边疆,包括印中国半岛与军事打击蒙古高原——“五征漠北,三犁擒朝”,在青藏高原和西域设监所,命郑和下西拓海外宗藩关系等。但上述扩疆活动除恢复对安南的直接统治外,对其余地区的控制较为松散,在海外贸易方面,已显示出历史取向不仅如此,永乐年间将漠南防线内移、在京北修筑长城防御体系等举措,也对边境战略格局的逆转产生了重要影响明朝后期。 但农业金融难以长期支撑对外战争,“开荒王朝”的商业模式也难以长久。 因此,明朝回归仁宣时期的“内政本位”,采取了缩边的立场,并讨论了缩边的影响。 开平魏内部迁徙、大通镇修筑长城防御体系、鞑靼南下漠南草原西迁、放弃交趾等相关历史事件。 其中,关于开平魏内迁的原因,作者从气候、地理、粮食供给、蒙古南迁、边疆政策等因素进行了综合考察。 魏氏内迁的直接原因。

关于正统时期边疆措施的内容和得失,笔者考察了四次陆川之战、大荒绥靖、土木变革等。 警惕卫拉特等方面,进一步丰富王朝国家在边境治理问题上的战略构想。 正统时期的地缘平衡被打破,“开荒”王朝的国道定位相对更符合时代要求。 用兵震慑西南边疆是有效果的,但军力和财力消耗太重,也波及到北方边疆。 国家的稳定,绥靖政策让瓦拉乘机壮大,最终导致“内变”。 在案例分析中,笔者不仅客观地分析了正统时期王振的民族观念、发动陆川之战的中央决策过程及其在北伐奥拉提亚中的政治作用,还全面考察了王振的而明英宗早前打算征讨奥拉提亚,并决定征伐奥拉提亚的相关历史事件,进一步明确了明英宗与王振在历史问题上的主奴关系。 值得思考的是,作者指出,在三个时期王朝国家道路的调整过程中,明朝军事实力下降,面临的危机更为严重。

第七章至第十一章,作者主要以河套危机为线索,从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地域社会、长城边疆等维度考察边疆危机及对策。 通过界定“河套”的范围和地理概念,作者从军事地理、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等方面充分论证了河套核心边疆区“过渡阶梯”的特点和战略意义。 明初河套空置积弊,明中叶以后更加严重。 笔者通过仔细梳理天顺元年至成化十年几次“搜韬”行动的相关史实,评价明军将领的军事能力和“搜韬”的战略困境,并论述主观层面的政治形势。 基于综合措施(重东轻西的地理选择)、客观层面的地理困难(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条件落后)、供给侧负面影响对地方财政、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搜集”行动。探讨“移民入河套”计划的实施难度,揭示河套在北疆的战略地位因北京定都而下降。明朝是计划未能实施的深层根源。 为抵御河套鞑靼,在内政观念的影响下,明朝采取了在榆林长城建立防御体系的计划。 作者围绕榆林长城的修筑,阐述了明朝中后期王朝的北边战略,并从防御的成效、由此产生的功过、大——大规模实施“长城计划”,评估长城的边疆。 与防御相对应的“摆边”、“摆堡”等战术形式的不足和明朝在处理边疆问题上的劣势。

关于河套问题在明朝中后期的定位和具体发展,笔者以明孝宗通缉的朝臣李升、杨义庆、曾密等北疆防务的谋划和政治成果为例。亲征河套,以及嘉靖年间明人对河套的所有权观念。 据系统分析,由于政治斗争、资金匮乏和西北官员的盲目防御策略,河套最终被鞑靼人控制。 除了分析嘉靖时期在阿尔达反复进贡问题上采取的强硬政策和边疆压力外,作者还关注了北疆人民和其中的“半生”群体,分析了这一点明代根据特定史实划分的群体。 敌对国家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负面影响。

笔者在考察隆庆时期的王朝和国家定位时,主要分析了“隆庆开关”和“阿尔塔进贡”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不仅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罕那吉事件的两种不同记载。资料来源,比较详细和全面地描述了阿尔达进贡的具体情况和影响,也探讨了进贡后河套与蒙古的相互市场情况,进一步反思了明朝在边疆观念上的内向取向。和谈后的民族与边疆困境。 可见作者对问题的敏锐认识。

关于晚明国家最终灭亡的问题,除了万历五次大战、全球化影响等传统视角外,笔者主要以长城为线索进行分析。 、通过长城对边疆社会造成的负担、长城内外的军事叛乱(与后金的战争、陕北社会的“军事化”结构和军民叛乱)等维度透露,陕北军民叛乱与此前抗战河套蒙古、榆林长城防御、生存环境恶劣有关。 因此,他以延绥镇军人张献忠为例,提出了《新农战史》的相关思考和研究路径。

在结语部分,笔者从辩证的角度论述了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相比的优缺点,并表示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由于地理环境、自身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制约。在外部资源不丰富的情况下,普遍采取内敛保守的政策实际上符合其实际的边疆发展和内政需要,但处在近代世界历史潮流中的明代中国在其他国家时表现出更加内敛保守的倾向。文明扩大了边界。 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历史走向。 回顾历史,作者也指出,由于长期的对外战争,当时争夺世界霸权的新型民族国家正在逐渐衰落。 与完成转型、保留主要版图、实现向心力的中国相比,似乎又一次呈现了中西新的历史分流。 .

2. 题目:追溯“王朝国家”与“边疆治理困境”

总体而言,作者是在元亡明兴的背景下探讨“王朝国家”概念的。 虽然它是一部朝代史,但它实际上是一种普遍的历史意识,围绕中国古代王朝的特点——“差序疆域”和“边疆爆点”来审视明代的政治和对外关系。 正确认识处在世界总体历史剧变时期的明朝。 通过边疆与内政的互动,进一步反思明代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发展和中西历史分野的历史因素,探寻明朝对当代国家的治理王朝状态 受他的历史经历启发,结合他的介绍,这可能是作者写这本书的立足点(本书第9页)。

本书以“王朝国家”为切入点,以时间为线,纵览明朝面对幅员辽阔、多民族多文化的“政治理念”和治理方案,阐述了在此之下的“疆域异次序”如何影响明朝的发展变化,以及“边疆大爆发”对明朝的长期制约和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综合了亚欧大陆其他文明形态和路径选择,分析了明代“内华外夷”的“大汉思想”、“内敛王朝国家”、以汉为主体的国家形态。以人民为主体、有限疆域、“中国-亚洲秩序”向心结构背后政治思想的渊源、成因、利弊等特征,通过总结和比较不同时期内政观念的差异、边防线的变迁、历代政治危机的发展,呈现出明朝国家的路径与结局。 本书后半部分对“前沿治理困境”进行了系统研究,揭示了中后期前沿困境的本质:金融危机加剧了前沿困境,前沿危机加速了金融崩溃。

作者大量引用志、志、文集、日记等文献典籍,并整合了大量同行业的研究文献。 作者以此为脉络,组织叙事,建构表述,全面解读明代王朝国道。 作者在认真解读史料、厘清相关历史事件的同时,也澄清了当时人们固有的认识和经典中的矛盾,阐明了新的见解,如强调近代世界史的起点是灭亡1368年元朝(本书第24页); 根据《明宪宗实录》关于改胡都伯颜堡为归德堡并迁移建地的内容,更正万历《延绥镇志》德宝贪污所载胡都伯颜旧地。本书的 485-486); 对于明代中后期围绕“俞子钧修筑榆林长城是明朝失河套之源”的争论,指出明朝由于处于北方边陲的防御地位,河套在书的开头已被废弃(本书第512-516页); ETC。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虽然以古代朝代为基础进行整体叙述,但学术视野开阔,研究细致。 他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综合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 例如,在分析河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等相关问题时,除了运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外,还运用考古学、环境科学、历史地理学、地缘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扎实研究推进明代疆域变化特征及其发展理据研究的明晰化。

三、反思:明代长城的作用与中国的历史分流

关于长城边疆在中国古代的作用,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曾指出:“当中国政治家在阻止少数民族从长城外进攻时,他们也不是很自觉,但很难阻止汉族在长城之外的发展和利益。不是对外发展,而是防御性占领,以填补可能被用来攻击中国边境的空白。” ([美]拉铁摩尔,唐晓峰译,《中国的内亚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长城作为一道防御屏障,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从国家对外扩张来看其领土,拉铁摩尔指出了长城边境的负面影响。

李伯忠教授援引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话说,考虑到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和中国传统的国家安全政策,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往往采取保守而非积极的国家政策。 海洋等自然环境的制约,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自身资源足以维持这份财富,不需要长期依赖外部资源。扩张以获得高成本资源。 从经济上看,古代中国长期自给自足。 在外部资源不丰富的情况下,对外扩张不仅会增加军费开支,而且无利可图。 (李伯忠:枪支与账本:经济全球化初期的中国与东亚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因此,中国所采取的国家安全战略是符合自身需要的。

在历史上,长城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 阻止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劫掠,使长城附近和远方的百姓生活相对安定,减少了边塞士兵的伤亡,为明朝稳定地缘政治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 封闭、隔断、停滞不是修筑长城的初衷。

边疆与内地一样不可或缺,如何治理好边疆一直是困扰统治者的难题。 是武力扩疆积极管控? 还是道德怀柔,风度克制? 虽然中国古代王朝普遍以“守中治边”为最高原则,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个别统治者也表现出不同的治边思想。 明代王朝的道路选择是什么,面临的历史困境又是如何应对的。 这是一种历史反思。

秦汉以来,明朝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空前复杂。 幅员辽阔、生态环境失衡、民族多元、文化多元、火药革命和新武器研制、全球化冲击等诸多因素,都是当代国家治理仍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明代正处于早期世界贸易网络逐渐形成的时代。 既被动承受了早期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外资冲击和军事入侵,又在军事技术层面承受了“火药革命”带来的“战争均等化”。 ——新式武器的研制,缩小了中外原有的力量差距,让安南、缅甸、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等敢于挑战“天朝”的权威,甚至是明朝自己被农民军夺取,边疆地区的女真人消灭。 面对全球性的时代变迁,明朝朝廷又该如何重建“中华—亚洲秩序”?

赵先海在书中指出,1368年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西欧在14-17世纪的突然崛起,部分原因是受到蒙古帝国西扩带来的相关影响。 正如作者书中所说,在相对优越的地理环境和雄厚的经济基础的支撑下,中国古代王朝国家的综合实力非常强大,在地区国际秩序中发挥着核心作用。 这种情况直到明朝才出现,这也是明朝统治者在续朝时,仍然采取克制保守取向的历史原因。 元朝灭亡,明朝兴盛。 当时的明朝还没有像西欧国家那样受到蒙古帝国的冲击。 相反,它在某种意义上打败了元帝国。 受冲击程度不同,选择稳固核心边疆,专注内政,符合明朝政权的长远发展趋势。 在王朝国家的道路上,明朝尤其是明初的边疆政策在开放与克制之间来回调整。 回顾历史,明朝在一些历史岔路口并没有抓住机会进一步稳定边疆,存在局限性。 在世界大变局的趋势下,明朝并没有一成不变。 在枪械创新、军队改革等方面做出积极调整。 变革的一方和路径的选择符合历史实际。

本书中的一些细节也值得商榷。 在明朝是否放弃河套的问题上,书中提到宁夏在明初修筑了河套内防线(本书第455-458页),延安卫队和绥德卫队在陕北被用作防御河套的根据地。 河套的战略地位虽然逐渐被边缘化,但并没有被抛弃。 宁夏、山西、陕北三军仍采用机动巡逻,保护河套防御。 但“榆林长城的示范意义与‘明长城时代’的历史走向”一节又说,明朝在建国之初就已经放弃了河套(第456页)这本书)。 矛盾在所难免,读者不免有疑惑。 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