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出身布衣的朱元璋

我生长在安徽凤阳濠州钟离孤庄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我的父亲朱世珍，母亲陈氏。我出生于天历元年（1328年），在家里排行第四，家族兄弟排行第八，因此被称为朱重八，后来改名为朱元璋。我自己写的《朱氏世德碑》碑文记载了这个历史。 

我们朱姓宗族出自江苏省句容的金陵，家住朱家巷，地属通德乡。在朱元璋以上的几代人中，大家都以种植农作物维持生计。可是，我的父亲和祖父以及曾祖父等数辈人都曾被迫拖欠税款，梦想着逃避淮河流域的债务。

我反元斗争的经历

我出身贫苦，家庭无法承担我的读书费用。因此，我很小就开始放别人家的牛为生计。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除了最大的孩子外，家里人都因无力抚养我们而送人或嫁出。

我所处的时代是元末，当时，人民生活异常困苦。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南人被压榨成为贱民。他们不仅需要交重税，而且还被分为四等。汉人不能有自己的姓名，甚至不能拥有铁器和菜刀，只能几个家庭共用。汉人和其他民族所有的财产都被蒙古人占有，杀死南人只需罚交一头毛驴的价钱。

在这种情况下，反抗蒙古人统治的义军开始兴起。我也随着其他农民一起发誓，要努力为民众谋求更好的生活，甚至投身到义军中。

1343年，濠州遭受了旱灾，次年春天又发生了严重的蝗灾和瘟疫。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我的父亲、大哥和母亲相继去世。只有我和二哥剩下，家里没有钱买棺材，甚至没有块埋葬亲人的土地。幸亏邻居刘继祖为我们提供了帮助。这件事情深深地摧毁了我的内心，我发誓要为家乡的贫困和苦难做出改变。

我流浪的三年

在我年仅16岁的时候，我的家人相继去世，只剩下我和二哥幸存。为了生存，我们分开了，并逃跑到了不同的地方。

我走投无路之下，就来到了皇觉寺投靠高彬和尚，剃度为僧，做了小行童。我每天要做的就是扫地、上香、打钟且烧饭洗衣。老和尚经常对我斥责，让我过着苦难的生活。

然而，饥荒来袭后，寺院也收不到施舍了，所以主持不得不让僧人们离开寺院托钵流浪。年仅17岁的我在寺院只做了50天的小行童，便被迫开始流浪了。

在我流浪中，我边走边乞讨，从濠州向南到了合肥，又折向西进入河南，到了固始、信阳，然后又往北走到了汝州和陈州等地，东经鹿邑、亳州，最终于1348年回到了皇觉寺。我在这三年的流浪中，看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了解了世面，积累了社会生活经验。尽管这段经历非常艰苦，但它塑造了我坚毅、果敢的性格，同时也让我变得残忍、猜忌。

我的流浪时期与农民起义

我流浪的三年正是元末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明王出世，普度众生”的说法，北方的白莲教也在进行同样的宣传。我在流浪中听说了这些口号。

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天灾频繁，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铤而走险。在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韩山童和刘福通在颍州揭竿而起，号称“红巾军”，并推韩山童为明王。徐寿辉、李二、彭大、赵均等人也相继起义。几个月之间，各地纷纷响应。第二年正月十一日，定远土豪郭子兴联合孙德崖等人起兵，数万百姓起而响应，郭子兴成为当地白莲会的首领。他们攻下了濠州并自称元帅，号令彰明。

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儿时的伙伴汤和的来信，邀请我加入他的队伍。我决定离开皇觉寺加入他并成为了一名义军。我参加了许多战役，如攻打徐州和南京等城市。在这些战役中，我为农民们打了胜仗，并且与汤和一起成为了领袖。

在我带领农民反抗腐败统治者的时候，我深刻认识到了人民生活的重要性，让我更关注农民的生活，同时也让我后来成为了一名有远见卓识的皇帝，规划国家发展，让中国历史上繁荣发展了近三百年。

我的投奔红巾军和成长之路

有一次，我的师兄秘密告诉我，我写给另一个朋友的信可能已经被告密，所以我决定离开寺院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恰在此时，我收到了朋友汤和的信，邀请我加入郭子兴的红巾军，于是我加入了他们。当时我25岁。

在军中，我勇敢作战，机智灵活且通晓文墨，很快得到了郭子兴的赏识。他调我去了帅府当差，任命我为亲兵九夫长。我处事得当、打仗时身先士卒，获得的战利品全部上交给郭子兴，得到了赏赐，又说功劳是大家的，就把赏赐分给大家。大家都很喜欢我，我的好名声也很快地传开。郭子兴也把我视作心腹之友，有重要的事就找我商量。

这时，郭子兴有一养女马氏，她是郭子兴的至交马公的女儿。马公死后，郭子兴就收养了她。因为我很有才干，郭子兴就把她嫁给我了。从此，军营中把我称为朱公子，我另起了正式名字元璋，字为国瑞。

在当时的濠州城中，红巾军有五个元帅。郭子兴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元帅一派，彼此不和。郭子兴领导的一派更加强大，于是决定联合孙儿崖，共同进攻襄阳。

我救回郭子兴并募兵开创新局面

当时，濠州城的红巾军主将芝麻李被元军杀害，其部将彭大和赵均用率领兵前来濠州。彭大与郭子兴交好，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两派之间矛盾重重。在孙德崖的挑拨下，赵均用绑架了郭子兴，并将他带到孙家毒打一顿，准备杀害他。

我闻讯后，在彭大的支持下，率领部队救回了郭子兴。但是此事导致两派之间结怨更深，并加剧了濠州城诸将争权夺利的局面。

我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创新局面。于是，在至正十三年（1353年）六月中旬，我回到故乡募兵。我的小伙伴徐达、周德兴、郭英等和许多村民听说我做了红巾军的头目，纷纷前来加入。很快，我就募集了七百多名士兵，回到了濠州。郭子兴看到我的成果非常高兴，就提升我做了镇抚。

那年冬天，彭大的儿子彭旱住自称鲁淮王，赵均用自称永义王，而郭子兴等仍是元帅。我觉得这些人半年都呆在濠州城里，没什么出息。于是，我从我新招募的士兵中选出了二十四个心腹，包括徐达、汤和等人，离开濠州，南下征讨定远。

征讨定远并招降豁鼻子秦把头等人

在南下征讨定远的途中，我先招抚了张家堡驴牌寨的民兵三千人，又招降了豁鼻子秦把头的八百人。统率着这支队伍，我向东进发，乘夜攻破了定远横涧山上的元军营地，元帅缪大亨被迫投降。

在缪大亨投降的军队中，我挑选了精壮的汉人二万人编入了自己的队伍，并继续南下征讨滁州。

认识定远名人李善长并收养儿子女儿

在南下滁州的途中，我遇到了定远名人李善长。李善长和我一见如故，他以汉高祖刘邦为例劝说我，只要知人善任、不乱杀人，就能平定天下。我认为很有道理，于是留李善长做了幕府，并要求他好好协调将领间的关系，共创大业。

我很快攻下了滁州，我的侄儿朱文正、姐夫李贞和他们的儿子保儿（后取名李文忠）前来投靠我。从他们口中，我得知二哥、三哥、姐姐都去世了。当时还有一个定远孤儿叫沐英，于是我将这三个孩子收养，改姓朱。后来，我又收养了二十几个义子。

我在攻克滁州和和县时的经历

在我进攻滁州时，郭子兴因受到赵均用、孙德崖等人的排挤而来到了滁州。我立即将兵权交给他，并展示了纪律严明、军容肃整的三万人队伍，让郭子兴非常欣慰。

在至正十六年（1355年），我一举攻克了和县。郭子兴当即任命我为总兵官，镇守和州。

有一次我外出时，看到一个小孩在哭，我问他原因，他告诉我是在等父亲。我进一步询问后才得知，孩子的父母都在军营里，但因为父亲在守卫马队，他们不敢相认，只好假扮成兄妹。我意识到部队军纪存在问题，他们攻破城池后，扰民滋事，掳掠妇女。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将会丧失民心。因此，我召集众将，宣布了军纪，下令归还军中有夫之妇，让城中许多被拆散的夫妻团圆。此举得到了广泛传颂，深得民心。

在同一年，郭子兴病逝，小明王韩林儿任命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妻弟张天嗣为副都元帅。我与他们通力合作，共同守卫和州。

在和州的地位和战略思想

我被任命为和州的左副元帅，而右副元帅是张天佑。虽然在名义上都元帅是军中之主，右副元帅的地位也比左副元帅高，但实际上，滁州和和州的军队多是由我招募收编的。我有勇有谋，并且手下也有许多人才，因此我事实上是这支队伍的主帅。

我在浙西驻扎了6年时间，借助覆船山为中心的秘密明教总舵，奉行徽州谋士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迅速秘密扩张自己的实力。这三个战略是我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决胜策略

在我驻扎和州的几个月后，粮食供应成了问题。太平和芜湖是盛产稻米的地方，但是却没有船只，而且与和州相对。这时候，恰好两支红巾军的巢湖水军前来归附，我亲自处理了合并事宜。七月间，巢湖水军千余只战舰突破了元军的封锁，抵达和州。我的步马军登上巢湖水军的船只，从和州东渡长江，到达对岸的采石。常遇春率领军队冲杀，顺利攻克采石，获得大量粮食和船只，这一行动被视为我军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并拥有了决胜的策略。

攻太平和稳固根据地工作

我们军队在量完粮食后，士兵想要把粮食和战利品运回和州慢慢享用。但是，我果断地命令人砍断船缆，让船只顺流而下，断绝了退路。将士们见无路可退，便在我率领下一鼓作气，攻克了太平。进入太平后，我重申了军纪，并严禁掳掠。有个别兵士犯禁，我当即予以处死。因此，我们的军队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护。我于是在太平兴国设置了翼元帅府，自己担任元帅，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这样，我开始了稳固根据地的工作。

第三次进攻集庆

至正十六年（1356年）三月，张士诚在长江三角洲地带发起攻势，进攻江南元军。乘此机会，我亲自统率水陆大军，开始了第三次进攻集庆。第三天，我们攻破了城外的陈兆先军营，其部三万六千人归降于我。但是，我看出降军心存疑虑，军心不定。于是，在夜里我从降军中挑选了五百名勇士当亲军，由亲兵冯国用一人统领，我只留下了一些亲信守卫身边。

第二天，降军知道了这件事，都十分感动，疑虑全消，纷纷归附于我，为我效力。

获得平章和攻占各地方

当我在江南发起反元行动时，一些义士们纷纷来投靠我，表示愿意跟随我打天下。于是，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不到十天，我便攻下了集庆。进城后，我下令安抚百姓，并将集庆改为应天府。小明王韩林儿得到报告后，提拔我为枢密院同佥，并不久后，又将我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在应天，我设置了天兴建康翼大元帅府，由廖小安担任统军元帅，李善长则成为左右司郎中。

次年，耿炳文攻占了长兴，徐达克服了常州，而我亲自率众攻取了宁国。随后，赵继祖攻克了江阴，徐达则攻克了常熟，胡大海克徽州，常遇春克池州，缪大亨克扬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我陆续攻占了浙东余下各地，常遇春克衢州，胡大海克处州，这样，我部便控制了江左和浙右各地，并与陈友谅部相邻。

当时，尽管我已经拥有了十万士兵，但我占有的地盘仍然很少，且四面受敌。东面和南面是元军，东南则是张士诚，而西面是徐寿辉。虽然他们也都是反元武装，但张和徐却相互敌视。不过，北面小明王以及其他一些义士都愿意加入我的队伍，表示愿意跟随我打天下。

红巾军主力牵制元军、广积粮的实施

王、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主力，大大牵制了元军的兵力。此外，张士诚、徐寿辉的力量还不足以兼并我的部队，这为我暂时面临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到了至正二十年（1360年），我邀请刘基来到应天（今南京），并任命他为我的谋臣。刘基根据当时的形势，向我提出了避免两线作战、各个击破的建议，并且得到了我的采纳。

完成了高墙的部署之后，我着手实行广积粮。在最初的阶段，我们的军粮主要是依靠强征，也就是征收“寨粮”。但是，如果长此以往，军队就会成为纯粹的破坏力量，失去百姓的拥护。因此，为了解决粮食问题，除了动员百姓参与生产，我决定推行屯田法，大力开展军队屯田。我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负责兴修水利，并派遣各将领在各地进行农田开发。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在各处兴屯，府库充盈，军粮充足。直到1360年，我下令不再征收“寨粮”，以减轻农民负担。此外，为了积累更多的粮食，我明令禁止饮酒。

不过，我手下的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却未能遵守这一禁令，而误食酒葫芦中的酒，结果被我斩首示众，以警示军队。

坚决执行军纪，网罗人才

胡三舍因私自酿酒获利，违反了饮酒禁令，我得知此事后下令将其杀掉。虽然有人曾建议我可以顾及胡大海的面子，并放过胡三舍。但我坚决要求严明军纪，因此亲手将胡三舍处决，以表明我的决心。

在努力争取民心的同时，我还在不断地网罗人才，特别是知识分子。我在应天还修建了礼贤馆，专门来接待他们。这些人在我统一全国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我非常尊重儒士，曾在1358年召见儒生唐仲实，询问汉高帝、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平定天下之道，这也表明我决心要开创一个新的皇朝。

统一江南

我以应天为中心建立了根据地，但在长江上游有陈友谅，长江下游有张士诚，东南是方国珍，南方则是陈友定。方国珍和陈友定的目标是保住土地割据，张士诚则对元朝首鼠两端，没有多大雄心。而陈友谅则是最强势的，我在攻占应天后便开始了与他的争夺。后来，我在众将的支持下，于1360年大败陈友谅的势力，成功将江南统一。

面对最危险的敌人

陈友谅是我面对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他曾是徐寿辉手下的大将倪文俊的部下，但后来却杀害了倪文俊，并挟持徐寿辉攻占了太平、采石。他认为应天唾手可得，就杀了徐寿辉，在采石称帝，自立国号为汉，改元大义。接着，他约张士诚东西夹击应天，想平分我的领土，这让应天民心惶惶。

我只好召集众将商量应对策略，众说纷纭。但我的密友刘基却默不作声，我最终决定征求他的看法。刘基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是陈友谅，必须集中兵力消灭他。当然，陈友谅实力强大，但他杀君自立，自己的部队士气低落，人民生活艰苦。因此我们可以设法等待他们深入，再以伏兵来攻击他们，很容易获得最终胜利。

我同意刘基的观点，于是制定战略，先诱导陈友谅深入我们的防线，再制造机会。我命令部将康茂才写信，派人送到陈友谅的营地，约陈友谅攻击应天，并表示自愿在江东桥作为内应。

六月二十三日的早晨，陈友谅率领大军攻向应天，可是我们准备得早已下手。最终我们还是在伏击之中战胜了陈友谅的势力，由此成功统一江南。

陈友谅的失败和中原红巾军的削弱

陈友谅带领大军赶到应天郊外的江东桥时，才发现这是一座石桥而不是木桥，他意识到自己中了埋伏的诡计。但已经太晚了，我的伏兵已经展开了攻击，最终陈友谅大败。我收复了太平，占领了信州和安庆。而陈友谅败逃至九江，第二年八月他又攻下了安庆。于是我率领大军直向陈友谅的老巢江州进攻，陈友谅被迫逃往武昌，我则攻下了江西和湖北东南部的地区。

就在此时，中原红巾军的力量开始削弱。到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趁机派出部将吕珍攻打了安丰，刘福通请求我前来救援。可当我赶到安丰时，刘福通已经被吕珍杀死了，我只能救出小明王韩林儿，并安排他在滁州安身。不料，就在我率军救援小明王时，陈友谅也认为是时机到了，于是率领军队进攻洪都。

我的侄子朱文正率领将士坚守了八十五天，最终我带着主力军队赶来营救。可到时刘福通已经被杀了，我们只能救出小明王韩林儿。陈友谅撤出围城，在鄱阳湖与我展开了决战。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的鄱阳湖水战，我们最终获胜，陈友谅的势力全面崩溃。

在鄱阳湖获胜，陈友谅被击败

我们在鄱阳湖进行了三十六天的战斗，最终利用小船的灵活性和火攻的策略，获得了胜利。陈友谅最终被乱箭射死。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元旦，我被百官推举为吴王，成立了百官司属。我仍然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因为在1363年张士诚已经自立为吴王了，所以历史上把张士诚称为东吴，而将我称为西吴。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三月，我再次到武昌督兵攻城，最终陈理出城投降。通过吞并陈友谅后，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张士诚。

消灭张士诚

张士诚早年贩卖私盐，后发动盐贼起义。在元末时期，在高邮自立为诚王，建国号为周，建元天佑。到了1356年，他在平江建都。

消灭陈友谅后，我于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十月进攻张士诚，一举攻下了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和安丰等各县，并最终消灭了张士诚的势力。

击败东吴，消灭张士诚

我计划将东吴的势力赶出江北地区。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五月，我发布檄文声讨张士诚。同年十一月，杭州、湖州相继投降我，平江成为孤城。于是，我以重兵包围平江，开始平江战役。

在围城的同时，我派廖永忠前往滁州接小明王韩林儿。但在瓜州渡江的时候，我悄悄将船底凿漏，小明王沉入江底。接着，我宣布不再使用龙凤纪年，将1367年称为吴元年。

在平江战役开始时，我筑墙围城，同时造了三层的木塔楼，高过城墙，使用弓弩和火铳向城墙发起攻击，并且设有襄阳炮日夜轰击。城内一片恐慌，张士诚几次突围都以失败告终。据说张士诚反复无常，喜欢享受，并对部下很放纵。最后一天，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在城头督战，还在银椅上喝酒，左右的人递来桃子给他，但是一炮打来，他的脑袋就被打成了碎片。

我曾经多次派人劝降，但都被张士诚拒绝。张士诚死守平江，最终粮尽后，城池被攻陷，张士诚被俘虏并处以死刑。

平江之战

张士诚曾以老鼠和枯草为食，并在箭用光后，以屋顶的瓦片为弹。直至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初八，我率军攻入平江城，张士诚展开巷战相抵抗。最终，张士诚被俘虏，押往应天。我问话时，他不肯回答；李善长问他，他则大声咒骂。我不得已，命手下卫士用乱棍打死张士诚。当时张士诚已经47岁，东吴灭亡。

歼灭方国珍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我命汤和为征南将军，讨伐割据浙东多年的方国珍。后来，我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进攻福建。同年，方国珍投降。

建立大明

至正二十七（1367年）十月甲子日，我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25万军队，北进中原。北伐中发布《谕中原檄》，宣传“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纲领，以此感召北方人民起来反元。我对北伐做出了详细部署，不断扩充战斗力量，最终成功建立大明王朝。

北伐计划

我提出了先取山东，撤除元朝的屏障；接着进兵河南，切断它的羽翼，夺取潼关，占据它的门槛，然后再进兵大都。元朝此时势单力薄，没有战斗就可以获胜。最后，我派兵向西进发，山西、陕北、关中、甘肃可以成功攻占。

北伐大军按计划行动。我让徐达率兵先取山东，然后向西进攻，攻下汴粱，最后挥师潼关。我在汴梁坐镇指挥。

建立大明王朝

洪武元年（1368年），我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我封授诸将为公侯，其中五位大将和一位大臣成为开国元勋。他们分别是：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常遇春、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胜、卫国公邓愈。

我追封胡大海为越国公、济国公丁德兴为济国公，而汤和为信国公、冯国用封为郢国公。次年，我在鸡鸣山建立功臣庙，亲自确定功臣的位次，以徐达为首，其次是常遇春、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胡大海、冯国用、赵德胜、耿再成、华高、丁德兴、俞通海和张德胜。

功臣祠的规定

我留下了二十一位功臣的名字，其中已去世的被供奉像祀，未去世的只留下空位。此外，我还规定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和丁德兴这七人都要在太庙里配享祭品。

北伐之战

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我指挥各路大军沿着运河直达天津，二十七日进占通州。八月，明军进逼北京，元顺帝带着三宫后妃和皇太子等人开着健德门逃出大都，并经过居庸关逃奔上都。他们弃城而逃，全部逃往蒙古草原。其余的库库帖木尔、李思齐等掌握着重兵且勇于内战的军阀，在明军攻来时，全部逃跑。蒙古在中原统治了98年之后，明朝夺回了在长城以内的领土，中国再次回归到汉族建立的王朝的统治之下。同时，失去四百年的燕云十六州也被收回。

洪武时期的政治措施

在我在位的期间，我下令农民归耕，并鼓励垦荒。我大力发展移民屯田和军屯，并组织各地农民展开兴修水利的活动。同时，我还积极推广种植桑、麻等工作。

洪武时期的经济政策

在我当政期间，我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并积极推行新的耕作方式。我还鼓励种植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和果木作物，例如棉花。此外，我力图消除社会阶级对立，缩小贫富差距，推行解放奴婢政策，减免赋税，同时加强对违法行为的严惩。我还派人到全国各地去丈量土地，清查户口等等。通过这些努力，社会经济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了，被称为“洪武之治”。

朱元璋的离世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初十（1398年6月24日），我在应天皇宫驾崩。在遗诏中，我说“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从事。”

我被葬在紫金山的孝陵，后被尊谥为“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为太祖。我的逝世结束了我三十一年的统治，由我的太孙允炆继承了我的王位。

我的谥号变化

在乐元年六月十一日丁巳，我的谥号被增加为“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在嘉靖十七年十一月朔，我的谥号又改成了“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

我的政治措施

中央集权

一、中央清理权臣

我在当政初期，对官僚机构进行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在明初时代，中书省负责天下政务，由左、右丞相等高官管理，容易和皇帝发生矛盾。胡惟庸时期尤其严重，势力膨胀，威胁皇权，同时懈怠政务。因此，1380年我以擅权枉法罪名处死了胡惟庸和相关官员，并宣布废除中书省，不再设立丞相职位。

1393年，锦衣卫指挥使蓝玉谋反，我立即让人逮捕他，并由吏部审讯。当吏部尚书詹徽要求蓝玉招出同党时，蓝玉大呼：“詹徽就是我的同党！”我当即下令将蓝玉和他的同党处死，并清理了一批可能存在的权臣。这些措施帮助我加强了中央集权，保持了皇权的稳定。

清洗和株连

当年蓝玉谋反案发生后，我嘱咐审讯官要搜集清楚证据，然而在詹徽担任审判官时，审讯官没有把事情做好，让詹徽在诏狱里挑起了这件事。我非常愤怒，立即下令让武士把詹徽拿下。审判官们目瞪口呆，不再审判，我下令过了三天，将蓝玉处决了。接下来，我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株连，胡、蓝两案前后共杀了四万人。

1382年，为了监控官员，我改组了管辖禁卫军的亲军都尉府，成立了锦衣卫。我授权锦衣卫进行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活动，并由我直接掌控。锦衣卫设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俗称“诏狱”，采取了剥皮、抽肠、刺心等种种酷刑。我还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导致许多大臣惨死于杖下，包括工部尚书薛祥。我派出大量名为“检校”的特务人员，暗中监视官员。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时，我询问他昨晚在家是否喝酒，是否请了客人，宋濂如实回答后，我表示满意：“果然未欺朕。”

然而到了晚年，我逐渐废除了锦衣卫及其特权，放弃了一些比较残酷的刑法。

二

地方改革

我决定废除行省制，取而代之设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它们分别负责行中书省的职责，互相牵制，避免了地方权力过重。我还在各府县的重要地方设立了巡检司，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

打击污吏

因为我出身贫苦，曾受到污吏的敲诈勒索，所以登基后发起了“反污”运动，针对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污吏。

首先，我决定格杀勿论对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的官员。当年我发现御史宇文桂身藏了十余封拉关系私托求进的信件后，立即派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贪污现象非常严重。我大怒，立即发布诏令：“为惜民命，犯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我还宣称：只要是贪污，不管涉及到谁，从地方县、府到中央六部和中书省，都一定要严惩到底。

其次，我决定从自己身边开始“开刀”。

整治官场腐败

在明初的中书省下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由于大量留用元朝的旧官吏，以及一些起家的功臣，导致官场腐败，他们有恃无恐地贪赃枉法。

我深知腐败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因此对这些官员进行了严厉的惩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