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朱允炆，大家也许更熟悉我的名字——明惠宗。别名还有朱允文、朱允汶等。我是明朝皇帝，出生于1377年12月05日。虽然具体去世时间已经不详，但我的事迹却广为人知。 你们看到的这个带有个人信息和标签的div，就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我。我的标签很有意思，不少人都想知道朱允炆的下落、我当了几年皇帝、与朱棣的关系，还有我的后代。 希望这个div能为大家解开疑惑，更好地认识我这个明朝皇帝。大家好，我是朱允炆，也被称为建文帝、朱允文、朱允汶等。我是明朝的第二位皇帝，出生于1377年12月5日，但具体去世时间已经不可考。 对于我的庙号，是惠宗，而年号则是建文，始于1399年，终于1402年。此外，我还有一个谥号，叫做成皇帝，或者嗣天章道诚懿渊功观文扬武克仁笃孝让皇帝（恭闵惠皇帝），是不是很长？ 最后，我还是汉族。希望这些资料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我这位明朝皇帝。大家好，我是朱允炆，出生地在应天府（今南京），是一名汉族皇帝。我的职业就是皇帝，这也是我的主要成就。 我信仰儒家，同时在位期间也进行了建文新政的改革尝试，力图治理国家。我在位时间为1398年6月30日到1402年7月13日。 对于继承皇位的经过，我是明朝第二位皇帝，年号“建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孙子，懿文太子朱标的第二个儿子。因为我的父亲朱标的长子朱雄英早故，而朱标原配常氏死亡后，我的母亲吕氏得以扶正，所以朱元璋视我为嫡长孙。 在我幼年时，因为我熟读儒家经书，身边的人多怀有理想主义，所以我性情温文尔雅，以宽大著称。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皇太子朱标病死，我被立为皇太孙。当时我曾请求太祖修改《大明律》，以治理国家。大家好，我是朱允炆。在1368年2月，我的祖父朱元璋开始为王朝定下传统，即立我的父亲朱标为太子，因为他是他的长子。这是为了为皇位的合法继承树立一个正式的原则，避免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出现纷争。尽管我的父亲朱标性情温和而有教养，但不很勇武。明太祖虽然对他的第四子朱棣的军事才能印象深刻，但为了王朝的利益，他仍然认为朱标是最恰当的继任人选。 但是，使皇帝震悼不已的是，在他的盛年37岁时（即1392年5月17日），朱标去世了，谥号为懿文太子。按照原则，嫡长子不在的情况下可以立嫡长孙继承皇位，但是朱标的大儿子早亡了。此时，朱元璋看到我表现的十分孝顺，深受他的喜爱，因此立我为太孙。 朱元璋在死前密命驸马梅殷（宁国公主之夫）辅佐我作为新君，并遗诏命我继位。几天后，即在1398年6月30日，朱元璋驾崩，我便正式继位，担任了明朝的第二位皇帝。我在年仅21岁时，在南京即位，确定下一年为建文元年，并尊封我的母亲二皇妃吕氏（1402年去世）为皇太后。关于我的个性以及我在位时国内的发展情况，现在已经没有可信的材料，因为我的时期的档案文献和起居注全被毁灭了，而私家记述也概遭禁止。 作为一个年轻的建文皇帝，我充满书生气十足和温文尔雅的气质，继承了我父亲的温和和好思考的脾性。我腼腆，且没有国政经验。和我的前皇祖考相比，甚至比起我的雄才大略的叔父们，我也没有那种自信心和坚强的性格，甚至也没有那种能力。我的温顺性格和儒家教育使我向往实现理想的仁政。我在政府的言论和行事上努力实行一些较大的变革，但这些变革却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我把三位儒家师傅引为心腹，他们是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这几位老者对我的关于君之为君的概念起了强有力的作用。黄子澄（1402年去世）是一个很受人尊敬的儒家学者，他在1385年举进士考试并获得了第一名。作为朱允炆，我任命了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担任翰林学士，并参与国家政事。其中，齐泰（1402年去世）也是1385年的进士，是一位对经书学有大成的学者，特别精通礼和兵法。他在明太祖逝世前被派去保护皇太孙和嗣君，并被新皇帝任命为兵部尚书，参与国政。方孝孺（1357—1404年）早在四十来岁时就已经是声名显赫的学者，以文章和思想家而闻名。虽然他在很晚的岁月才开始进入仕宦生涯，并未中过举，但我即位后还是召他为翰林侍讲。 这三位儒家学者以各种不同方式影响了我。黄子澄和齐泰成为了我的心腹，用儒家的修齐治平理论教育我。他们负责研究一些新政策并付诸实施，旨在改组帝国的行政和加强皇帝的权威。方孝孺则是《周礼》的专家，这是关于乌托邦式政府的经典著作。由于他发现人治的缺陷，建议我应该根据古代经典所提出的理想和形式来实行仁政。这三个人都勇敢、正直和满怀着理想。 但是，我认为这三个儒家学者都是书呆子，并缺乏实践意识和从事公共事务的经验，也没有领导才能。他们对问题的分析往往限于纸上谈兵，不切实际。但我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某些方面确实有所贡献。 关于平定叛乱的问题，我知道燕王朱棣的成就。他生于1360年5月2日，据说他的生母是洪武帝的一位贡妃，或者是蒙古人，或者是朝鲜人。他长得坚强有力，同时也精通武艺，据说在学习儒家经典和文学方面也是出类拔萃的。他的文学功底在正史中有所表述，因为这种成就符合一个儒家君主的公开形象。 1370年5月，洪武帝把他封为燕王，定他的封地在北平（今北京），让他坐镇北方边境，以保证国内的安全和抵御蒙古人的入侵。那时的燕王只有10岁，直到他成年以后才于1380年4月去北京就国。在随后的几年里，他通过不断亲近各地高官，包括翰林重臣、缙绅及不少将领，使自己通过了各种民意测验，准备夺取皇位，以期为民除害，平定叛乱。 最终，燕王朱棣在1399年夺取了皇位，成为明朝第三个皇帝。他平定了大名山一带的红巾军叛乱，让人民重归平静。这证明了他不仅有才能，而且善于领导，能够在关键的时刻做出明智的决策，处理复杂的事情，恢复社会秩序。我在宫廷接受了优秀学者和佛教和尚的最好的综合教育。我受到明王朝头等将领的辅导，已经开始展现出军事领导才能。特别是徐达（1332—1385年）对我教导更为有效，因为1376年我与徐达的长女结婚。在往后的数十年中，我守卫我的封地，经常指挥作战对抗蒙古人，在老将们的协助下表现出很高水准的作战能力。我的功绩获得了我父亲的认可，但也引起了他的烦恼，因为我变得目中无人，闹独立性，心志不凡。 当1392年洪武帝册封我长兄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嗣而不是我时，显然我感到异常失望。在1398年朱允炆即位后的几个月中，他开始考虑如何增强自己的权力，同时削弱诸王国的权力，采取激烈行动，利用或有或无的罪名来对付那些较小较弱的藩王。周王朱橚（1361—1425年）是第一个被倒台的藩王，接着另外四个王子也受到了牵连：代王朱桂（1374—1446年）；在一年之内，五个举足轻重的藩封被朝廷废除，包括湘王朱柏（1371—1399年）、齐王朱榑（1364—1428年）和岷王朱楩（1379—1400年）。之后，我这个燕王成了下一个目标。朝廷认为我是最棘手的敌人，因此他们在行动中非常小心谨慎。但这样一来，反而给了我时间集结部队和做准备。 不确定我何时开始下定决心对抗朝廷。有些材料称，我在道衍和尚（后名姚广孝）的影响下，很早就有和朝廷对着干的意思。道衍是明太祖派到我王府里来任职的，并得到了我信任。据说在朱允炆被封为储君后，道衍曾向我进言，说我注定会有九五之分；他并鼓励我追求更多的野心。当建文朝廷开始清洗我的兄弟们时，我马上觉察到我的地位危险，因此寻求道衍建议，商议如何对付这一威胁。 我已经使用招降蒙古士兵扩充了我的部队。与此同时，我也与那些野心勃勃的世家联合起来，准备与朝廷作战。逐渐地，我开始在掌控下的云南等地聚集人马和武器，准备对抗明朝的军队。我做好了防御准备，并开始积极地收购大量的粮草和军火。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准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对新皇帝已经不抱有任何幻想的宦官和内外勾结的势力早已开始密谋。但我不打算立即行动，因为我的三个儿子正在南京作为人质，以保证我言行举止不会过分。在此期间，双方的间谍和代理人不断地来回报告。在1398年和1399年，我用了各种手段来拖延时间，包括装病和装疯，试图让人遣返回来反对我的儿子。直到1399年6月，朱允炆才准许我的儿子回到我的身边，历史学家把这个决定称之为愚不可及。而我也在这时决心用军事行动抗命朝廷了。 敌对行动在1399年7月末爆发。一位忠于建文朝的军官抓到了两名属于我的藩国的下级官员，并将他们处决。我趁机利用这个机会在8月5日向邻近的几个州县发动军事进攻，借口要清除朝廷里的奸佞官员。这标志着在朝廷和我之间开始了一场血腥的持续三年的军事对抗，后来被掩盖成是“靖难之役”。 为了证明我叛乱的正当性，我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精心策划了几篇文告。这些文告包括向天下宣传我揭露和反对朝廷奸臣的良心和行为，以及我为了维护民族和社会秩序而发动靖难之役的辩解。但是，这些文告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因为我在战争中做出了许多暴行和残忍的行径。在1399年8月和12月，我给朝廷写了两封信以及后来宣布给官民一体的宣言。我坚信自己正在进行的是终止内乱的正义行动。根据儒家的孝道和《祖训录》中的条款规定，我的行为都是正确的。我指责皇帝，尤其是指责他没有告知我父亲的病情，也没有通知我参加他的葬礼。此外，他还毁坏了先皇所居的宫殿，这违背了我的祖训。 我还指责皇帝听从了齐泰、黄子澄等小人的建议，对诸皇子进行指控，错误地指责我准备造反。我坚持指出，我所做的是正当的自卫行为，并且要求皇帝去掉那些奸诈的顾问，恢复太祖皇帝的法律和制度。此外，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去执行这次惩戒使命，因为我是马皇后所生的最年长的儿子，义不容辞。我发誓不对帝位感兴趣，只是根据《祖训录》中的规定开始清除那些朝廷里的小人官员。 根据现代历史学家提供的证据，我的任何辩解都没有得到广泛认同。因为我在战争中做出了许多过分的行径和残忍的暴行，这让人们开始怀疑我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指责我是否有充足的事实依据或真正能够在当时公开这些论点，这一点值得怀疑。但对我来说，这些指责关乎成败。最终，这些指责帮助我在与朝廷的对抗中站稳脚跟，同时也帮助我召集起能够抗命的人马。因此，在篡夺了皇位之后，我开始改写历史，删去所有与我的言论相矛盾的记载，改成支持我的合法继承权利的历史说词。 在1399年8月，我发誓坚决抗命，称其为“清君侧”，发动了“靖难之役”。这场叛乱导致朝廷和我之间的血腥、持续三年的军事对峙。在叛乱初期，我没有军事优势。我的军队只有十万人，除了我封地的北京，我还无法控制任何其他领土。与之相比，南京的建文朝廷拥有一支三倍于我军队的常备军，掌控全国经济，并已经废除了几个藩国。但是，我领导能力出众，我的军队也素质高，这是朱允炆无法比拟的。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朝廷指挥不当、兵力孱弱、内部松懈的缺点严重影响了战局。最终，我们节节败退，许多将领投降了我。建文朝廷曾从朝鲜引进许多战马，希望以此增强战力，因为朝鲜国王李芳远公开表示支持朱允炆打我。但这些措施并未改变最终的战争结局，使我们一败涂地。 建文四年六月，我的军队渡江直逼南京城下，谷王朱橞和曹国公李景隆开启了金川门，向我投降。于是，南京城破了。我的军队进入了京城，发生了一场混乱的战斗。在南京城内，皇宫大院起火。火势熄灭后，发现了几具烧焦的残骸，已无法辨认。根据太监的说法，这些尸体是皇帝、皇后和他的长子朱文奎。登基后，我将忠于建文的诸臣剥皮、下油锅，并把他们的女眷罚成官妓。我实行了残酷的“转营”，即让他们轮流送到军营中，一个女子每天晚上要接受二十余名男子的强暴，情况还必须经常向我报告。一些女子甚至被摧残至死，我下旨将他们的尸体喂狗吃。但是，朱允炆的下落最终成为了一个悬案。没有人能确定他是否真的被烧死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乔装成和尚逃离了南京。在当时，官方只能说皇帝和他的长子死于难中，否则，我就无法合法地称帝了。朱允炆最后的命运仍然是一个谜。 我改进了明太祖曾经实行的严格法律制度。洪武帝曾经颁布了一系列法典，成为全国的法律准则。我有时用“诰”的形式来补充法典，有时则用“榜文”的形式来发布典型案例。榜文首次出现在《大诰》中，在1385年至1387年期间编修、修订和扩充。之后，这些诰和榜文出现在1397年版的《大明律》中。我认为祖父留下的律令法典中某些部分过于苛刻，特别是在诰和榜文中。因此，我开始推行改革，逐步完善法典，使其更具人性化。祖父曾定下的惩罚条款太过严厉，因此我敦促洪武帝取消了73条这样的条款。在我即位后，我禁止以诰文为基础进行审理和判案，同时停止发布榜文。我用正式遵守律令的方式巧妙地掩盖了我其实是在否定我祖父的指示。然而，这些改革后来被永乐帝一扫而光，他恢复了所有严厉的诰文和榜文中的法律效力。 我还对诸藩王封地里的行政进行了改革，设置了宾辅和伴读，并让翰林学士以儒家为政治传统教育和辅导幼年王子。为进一步加强对藩王的控制，我禁止王子们参与文、武政事，这与《祖训录》中的规定大相径庭。这些条令旨在取消半自治性质的封国，是我对总战略的新措施之一。 制定了削藩的政策是担心几个有野心的皇叔可能会起事，特别是担心燕王朱棣。从1370年开始，明太祖陆续分封了他的皇子和其他很多可靠的信任的官员为藩王。我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想要削弱藩王们的权力，以减少他们的威胁。我的祖父把年长的九个儿子（其中包括朱棣）封在西北边境和长江中部，王位世袭。这些藩王都是作为抗击蒙古侵略和叛乱的支柱。每位王子都享有巨额年俸和广泛的特权。虽然他们在法律上对境内平民不享有直接的行政权力，但他们每人都掌握三支辅助部队，其人数在3000到15000之间。 为了确保我对分封的诸王的控制，开国皇帝在他的《祖训录》中规定了一系列条令规章来管束他们的行为。该书首次发布于1381年，后来在1395年做了修改。其中有一条规定：在新皇帝登基后的三年内藩王不得前往朝廷，只能留守自己的封地。但如果有“奸臣”在朝廷当权，藩王们得准备自己的兵力，听从新皇帝的召唤来“拨乱反正”，完成任务并驱逐奸佞后，他们应返回封地。 针对合法继承原则定下了重要的规则，这适用于藩封王子的继承和皇位的继承。主要原则之一是继承要由长子继承，如长子小亲王早逝，其子（即皇帝的孙子）可代长子继承。如果长子没有儿孙，皇帝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继承人。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留下的继承人不是长子或直系亲属，也必须获得皇帝的认可，否则他将被视为其他嫡系血统的侵犯者。承人应该是我长子，而且要由嫡妻所生。如果这不可能实现，嫡妻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将成为合法继承人。我为了使这些家法世代相传，下了严厉的警告，禁止后代修改我的训示，告诫诸王，对任何违犯者，甚至我本人，他们可以群起而攻之。但是，这位开国皇帝的想法是很不现实的，由于时代不断发展，制度也需要相应的调整。所以新的皇帝想削夺诸王的权力，这就使他与他的叔父们——特别是燕王朱棣——产生了公开的冲突。诸王觉得这种行为严重地违反了《祖训录》中分封诸王的权利和特权。实际上，削藩政策也许是黄子澄和齐泰的主意，但是，也有可能这是出自我的圣裁。黄子澄是这一政策最积极的拥护者，据说他向我讲述了公元前154年汉代的七国之乱反对汉景帝（公元前157年—141年在位）的故事，说明这些强大而又拥有半自治权力的藩王将对朝廷构成威胁。我对于封建制度的潜在危险性有所顾虑，因此考虑了两种行动路线：一是废除藩封诸王；二是减少他们的和军事大权。尤其是燕王，因为他是现在健在的最年长、权势最大的藩王，同时也是皇家礼仪上的尊长。在犹豫之后，我决定走彻底废藩的道路。这激起了燕王的反抗，他表面上是要恢复王朝原来的制度，实际上是要保持自己的权力和影响。 在财政方面，我制定了一些新措施，以减轻前朝过重的税收。其中最重要的是减少了江南地区的过度土地税，尤其是减少了富庶的苏州和松江这两个府的土地重税。这些减税措施延续了洪武朝已开始的减免政策，但是比以前更加重要。江南地区自王朝开国以来一直被课以重税，这里提供了主要的财源。然而，原来的税款意在实行惩戒，这也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1380年4月，我批准了一个减税方案，以缓解人民的负担，也是为了维护我的民心。现在，经济政策逐渐取得成效，也使人民对我的政府更加满意。我掌权时下令减税20%，但即使如此，仍有土地税过重的问题。例如，仅在1393年，苏州地区全年就要纳入281万石粮米，这占了帝国全部土地赋税的9.5%。这种税收不公平，因为苏州仅占帝国登记在册的耕地的1/88。由于过重的苛索，当地人民常常无法交足规定的税额，特别是在凶荒年代，情况更为严重。他们不得不抛荒土地，变成了流民，这进一步加重了纳税居民的负担，同时也减少了每年的税收。 1400年初，有人申诉直隶和浙江等地区的赋税不公，我采取了行动。我下令按每亩地收一石粮的统一标准在这些府里收土地税。洪武帝曾经禁止苏州或松江人被任命为户部尚书，以防止出身于这些富庶州府的人们把持财政，偏私家乡，从而牺牲国库的利益。但我解除了这种禁令。然而，这些新措施是否得到贯彻仍有可疑的地方。到了140…（此处省略）在1400年，建文朝廷已经深陷和燕王的军事行动之中。
除此之外，另一项财政改革是限制佛、道二教寺观所能拥有的免税土地的数量。这项政策是特别为针对佛、道僧侣在江南富庶州府拥有大量肥沃土地的情况而制定的。在洪武帝的扶持下，僧侣们变成了有权有势的地主。他们的财富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因为宗教界的僧侣不仅享有免除土地赋税和徭役的权利，甚至还把负担强加给当地居民，占用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服劳役。朝中的官员上了两份奏疏，请求限制佛教和道教的土地占有数量。在1401年8月，我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发布了一道诏旨。新命令规定每一名僧道只能拥有不超过五亩免除赋税的土地，多余的土地应分给需要土地的人民。这个政策为燕王提供了另一口实，他指责我的侄子违犯了《祖训录》，进一步为他提供了惩戒我这位皇帝的理由。 然而，这些命令未必都付诸实施，因为建文朝廷武28年跳过建文的3年，然后继续算作洪武的第29年，这是一种为建文朝廷所谓“正统”谋求称号的努力。建文帝真正的执政时间只有短短4年，政治局势动荡，加之军队士气不振和内部矛盾，最终导致他被燕王篡位。然而，我作为建文帝，尽我所能地推行改革，限制佛教和道教的既得利益，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亲贤好学，典章制度，以复古之风治理国家，这些都是我作为一位仁厚的皇帝应当做的事情。历史评价也表扬了我的执政手段，认为我有君德和才干，是建文帝而非造孽者。问道衍在洪武时期被称为“修文献武皇帝”，他的执政年号是洪武28年至32年。然而，在1399年至1402年的这段时间被历史学家称之为“革除”时期，这是因为在政治、财政、官制和宗教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我的年号在1595年才被恢复，这是作为明王朝历史编纂流产计划的一部分。直到1644年，南明福王朱由崧才为我定下庙号“惠宗”和谥号“让皇帝”，这是为了适应民间传说，即我并未死于宫中大火，而是为了解除内战的普遍苦难而自愿逊位给我的叔父。到1736年，清朝乾隆帝才追封我为“恭愍惠帝”，我的皇帝地位才完全得到恢复。然而，在明王朝正史《明史》（1736年）中，我被称为“恭愍惠帝”，而在更早一些的《明史稿》（1723年）中则直接称我为“朱允炆”。我的顾问道衍也在洪武时期很活跃，被称为“修文献武皇帝”的顾问。我们致力于提倡文官统治，放弃了明太祖的政策，并与燕王发生了冲突。燕王在北方边境建立了权力基础，并依靠军官的支持，而我及我的左右则以南京为基地，依靠长江下游的阶层，认为重现洪武帝时期的统治会对王朝产生巨大危害。因此，我们相信只有提高儒家价值观和文官的权威，取消半自治的诸藩封王子，才能使王朝得到纠正。然而，由于我们缺乏实际经验，在战场上缺乏果断领导、周密计划和一贯的战略方针，最终没有实现这一目标。
这次内战对明王朝产生的影响已超出了争夺帝位的问题。洪武帝半自治的藩王制度已经对王朝的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而在永乐帝去世后，我们再一次提倡儒家关于文官政府的原则，并在洪熙和宣德两朝取得了具体成果。
在通俗性的历史著作中，建文之治因涉及这位命运多舛的皇帝的大量传奇故事而备受人们怀念——这些传奇故事之所以会出现，是由于我所提出的国家治理原则与大众理解的统治方式不同。人们同情我的苦难遭遇，也被我的神秘命运所吸引，这种传统最初的形成是因为人们天真地相信在南京陷落时，我并没有死于宫中大火，而是乔装成和尚逃离了京城，后来情节变得越来越离奇。1440年末发生的一个奇怪事件表明了这种传说有多少人相信，一个90岁的老和尚打着这个皇帝的旗号闯入朝廷，并自称是这位传奇皇帝，他最终被揭露并受到处决，但这件事情助长了人们的幻想，也导致许多相关传说的产生。
在16世纪以后，有关这个话题的小说和演义把我和我的殉难随从描绘成悲剧式的英雄人物。这些作品把我描绘为一位勤于政事、仁慈的君主，慷慨地让位予我的叔父。这些作品还渲染了一个故事，说我在京师失守时逃脱了叛变者的追捕，成为一位高寿的和尚，在死后仍然留下后代。它们还同情地描写了建文的殉节者，如齐泰、黄子澄和方孝孺，说他们是忠诚的、真诚的、无私的人物，被我视为铁杆支持者。我听说有些忠臣义士声称他们的身后还有很多后嗣，即使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些神话故事不仅展现了人们对我和我的理想的同情，而且越来越流行的是关于我自动让位给燕王的传说。甚至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有可信的历史真实性，例如郑晓（1499年—1566年）在他的《建文逊国记》（约1566年）中收录了这一说法。因此，这种传说助长了人们在心理上重新树立我形象的决心，并促使在1595年正式恢复我的年号。关于建文朝代的幻想故事和传闻在下一个世纪仍然不断出现。这些神话故事成为了人们发泄抑制情感的通风口，是对极权统治下要求仁慈和正义的呼吁。它们不仅戏剧化了我的事迹，使我成了悲剧式的人物；由于它们还纠正了不公正的行为，谴责永乐皇帝及其支持者是一帮叛贼和恶棍。因为人民普遍对我表示同情，所以许多叛乱领袖都利用我的名字来为自己争取合法性，在学者和精英阶层中也有人试图重新评价我的人物形象。从明代中叶和末叶开始，我听说对永乐皇帝的谴责倾向也越来越强烈（虽然只是隐藏在措辞背后）。清朝乾隆皇帝在1736年决定恢复我的合法地位，其主要原因是士大夫精英对我有这样的情感。
个人作品
《逊国后赋诗》
《金竺长官司罗永庵题壁》
祖辈
祖父：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明朝开国皇帝。
祖母：孝慈高皇后马氏（1332－1382），民间传说中有着良好的美誉，我在听闻关于她的传统故事时的心情非常欣慰。据传说，我是朱元璋的结发妻子，名叫讳秀英，也是我一生中唯一的爱人。
外祖父：吕本（？－1382年），是凤阳府寿州人，曾任元帅府都事，后来投靠了朱元璋。1366年，他成为中书掾史，1367年，授予湖广行省照磨之职。在洪武三年，他升任中书省右司郎中。第四年改任左司郎中，第五年又升任刑部侍郎，不久又升任吏部尚书。在洪武六年，他任太常寺卿。七年，因事左迁北平按察司佥事，不久之后就被召回授予礼部尚书之职，没几天就出任两浙都转运盐使。洪武十二年，他回任太常寺卿。洪武十四年时病逝，葬在钟山之阴。
父辈
父亲：朱标（1355－1392），朱元璋的长子，曾被封为吴王，封号为王世子，朱元璋称帝后，他被封为皇太子，谥号为懿文太子，建文元年追尊他为兴宗，谥号为恭皇帝。
我是孝康皇帝的后代，我了解到太子陵在我祖先的时代已被改为皇陵（具体陵号不详），在永乐元年取消了庙号、谥号、陵号，恢复了懿文太子的称号，在南明弘光元年追复了皇帝尊号，在清朝乾隆年间将懿文太子陵升格为明东陵。
嫡母：常氏（1355－1378），是开平忠武王常遇春的长女，洪武四年被册封为太子妃，但早逝，谥号为敬懿皇太子妃，建文元年追尊为孝康皇后，永乐元年又恢复了敬懿皇太子妃的称号，在南明弘光元年重新追复了皇后名号。
生母：吕氏（？—1403年之后），是大臣吕本之女，最初是朱标的妾室，常氏去世后成为太子的后妻，被封为太子妃（具体时间不详），在建文元年被尊为皇太后，史称吕皇后，但在永乐元年被取消太后位号，改称皇嫂懿文太子妃，与我祖父朱允炆一同被迫害致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