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徐光启啊翻译了个几何原本话说明朝这经济真是发展还能有闲时间翻译书

我认为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徐光启作为先驱发挥了重要作用。明代中叶以来，我所处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品经济正在得到较明显的发展。然而，由于社会地位的差异，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会给一些人造成冲击。而徐光启恰好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并且他的家庭经历了艰难困苦，父亲不得已弃商从农。因此，他对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等生产活动投入了浓厚的兴趣，并在二十岁以后开始阅读农书。为了更好的研究农业生产技术，他深入研究了古代的天文、水利等著作，并开始研究与水利相关的数学著作。总之，我认为徐光启的一生充满了热爱和追求，他的研究不仅尽显个人才华，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我被聘为韶州的教师时，我结识了一位名叫郭居静的意大利传教士。这是我首次接触传教士，而当我从他那里看到了世界地图时，我才知道还有其他许多国家存在，远不止中国这一个。更令我惊奇的是，我第一次听到人类生活在一个圆形的地球上，并且有人绕着地球航行了一周，这些新鲜事深深地吸引了我。由此，我对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了极浓的兴趣，希望能够利用科学的力量保护国家，使百姓过上安定富裕的生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四处打听那位精通西洋自然科学的利玛窦的下落，想亲自向他请教。直到我等待了七年，也就是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的时候，我才在南京见到了利玛窦。我向他表达了我对他的仰慕之情，并且表示了我向他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愿望。此外，利玛窦也想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籍，通过这样的机会来丰富自己的知识面。我们一起深入地交流了很久，利玛窦还想把我发展为天主教徒，让我更加深入地了解西方自然科学。但是最终，利玛窦没有明确回答我能否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当时，我极度向往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识，而我曾请求利玛窦能够传授一些有关这方面的知识给我。但是，利玛窦没能直接回应我的请求，只是赠给我一些小册子，其中包括《马尔谷福音》和《天主实义》，都是宣传天主教的著作。我花了三年的时间考虑，并且深入地学习这些作品，最终加入了天主教。我全家都成为了上海地区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 此外，我非常喜欢收集古代艺术品，其中一件红色长方几尤其得宝贵。这件件长方几制作非常精美，几面都雕刻着多种花卉，包括牡丹、茶花、菊花以及石榴花等。牙板和四腿上也雕刻着桃花、莲花等图案，在造型、线条和磨制上都非常精致，独具匠心。 我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考中进士，结束了我持续长达23年之久的科举人生。这标志着我开始走上官场的道路。两年之后，我再次向利玛窦请求能够传授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利玛窦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他使用的第一本教材便是著名的数学著作《几何原本》。这本书是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作，它系统地总结了古代劳动人民和学者们在实践和思考中获得的几何知识，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对空间的认识。它是世界上最完整而且流传最广的数学书籍之一，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利玛窦答应了我的请求，开始给我讲授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识。我从未迟到过，每两天一次的讲课让我深入地领会《几何原本》的深刻含义，我非常折服于它的基本理论和逻辑推理。在我们深入研究它的过程中，我认为应该将它翻译成中文，以便推广它的内容，弥补我国古代数学的不足之处。因此，从那年的冬天开始，我和利玛窦投入了紧张的翻译工作之中。 利玛窦负责用中文逐字逐句地口头翻译，而我则负责草稿。等译完一段之后，我再逐字斟酌、推敲，修改它的语言表达和逻辑性。完成初译稿之后，由利玛窦核对，如有错漏之处，他再重新对照原著，仔细讲述一遍，让我修正过来。如此反复，直到利玛窦认为翻译稿足够准确、流畅而且通俗易懂为止。我对待翻译工作非常认真，经常独自在灯下工作到深夜，甚至第二天早上都还没有休息，我不断地琢磨、推敲，只为了能够将翻译稿做得尽善尽美。 最终，我们将《几何原本》翻译成了中文。在翻译的过程中，我们也创造了一些中文几何术语，比如“几何”、“平行线”、“对角”、“直角”、“钝角”等等，这些术语至今仍然被广泛使用。我和利玛窦终于在第二年春天完成了《几何原本》的前六卷的翻译工作。为了确定数学术语的用词，我们经过了反复推敲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创造了一些中文几何术语，例如“几何”、“平行线”、“对角”、“直角”、“钝角”等等。 接下来，利玛窦主张先将前六卷付印，看看是否会有人关注，再决定是否继续翻译后九卷。虽然我想在年内将整本书翻译完，但是我不得不同意他的主张。于是，《几何原本》前六卷得以付印，立刻在国内数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当时从事数学工作的人必读的一本书，促进了中国近代数学的发展。 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和利玛窦无法再继续合作翻译完《几何原本》的后九卷。直到晚清时代，数学家李善兰才完成了这项工作。 尽管我们没有完成整本书的翻译，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的中西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我一边在翰林院担任着闲散的职务，一边继续进行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科学技术的研究，并且从事了不少这方面的翻译或写作。在我历经四十年（1612年）的传教生涯中，我和德国传教士熊三拔合译了《泰西水法》，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的水利科学和各种水利机械。这使我格外与当时那些热衷于笔墨应酬的文官形成鲜明对比。 除了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外，我还有深厚的造诣在农业、军事、天文等领域。尤其是在农业方面，我的造诣尤其深厚，被誉为不可多得的科学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