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的社会状况可以从政治处境、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等方面来分析。 作为瓶花艺术的主体，了解文人的处境，可以更好地把握明代的思想文化思潮及其变化的主要原因，进而把握瓶花艺术的特点。
自古以来，就“士、农、工、商”的阶级划分而言，士大夫一直是社会的上层阶级，而文人也一直是官僚阶级的代表。 但到了明代，这种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明代社会的综合影响下，大多数文人不喜欢进入官职，文人的政治属性逐渐降低。
明朝政府选任官员的方式主要有推荐、学校和科举三种。 明初，科举制度还不够完善。 正式任命主要是靠推荐，然后进入国子监。 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当官。 明代中期以后，科举制度成为获得官职的最重要途径，并逐渐成为普通百姓改变社会地位和阶级的重要途径。
明朝是我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鼎盛时期。 作为任用官员的重要依据，职称的划分自然是非常严格的。 文人所获得的待遇和资格也根据其获得的职称等级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 根据科举考试的三个级别：同升、乡试、普举，士人可分为生、考官、进士。 进士可以被任命为重要职务，而举人只能担任小官或在边远地区任教，而学生则基本不涉足政治。 学生一旦成为举人，就如同生涯一帆风顺，可见各个级别职称之间的巨大差距。 。
科举各级考试的难度显着增加。 因此，明代的文人大多停留在招生考试阶段，很少有人能够担任官员。 此外，王振掌权后，宦官势力不断扩张。 尤其是成化时期，宦官权力极大，导致朝臣权力被篡夺，朝臣与宦官之间的矛盾激化。 许多恶人都是因为倚仗名太监而被聘用的。 普通士大夫的仕途遭受沉重打击。
在如此严酷的政治环境下，明代文人大多产生了不喜仕途的思想。 《明史》评论了当时的士人风气。 据记载，古代文人、官员以身为高官为荣。 被罢官可以说是文人最大的耻辱。 然而到了明朝中后期，文人官员都“默默无闻为福”。
随着文人阶层结构和属性的变化，明代文人群体的阶层属性逐渐脱离官僚阶层，成为具有明代特色的士大夫阶层。 没有官职的普通民众成为明代文人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 因此，明代文学艺术的发展不再像唐宋时期那样以官方统治阶级为主导，而是以士大夫阶层为主导。 这样的变化，使得明代的主流文艺风格更加世俗化。 。
在生活方面，明代中叶以后，不喜官场的文人没有政治目标，只注重日常生活和修身养性。 “赏颜献情”的生活方式逐渐在士绅阶层中流行起来。 与此同时，“旅行风”逐渐流行，文人墨客喜欢旅行，游历各地风光，开阔眼界。
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社会日益繁荣，特别是江南地区。 社会经济超越前代，士大夫也开始参与商业活动。 人们常常转向经商而不是参加考试。 可见明代文人在经济生活方面是比较开放的。
与此同时，公民阶层壮大，公民文化也深刻影响士大夫的文化意识、生活情趣、人格追求。 明代文人呈现出怀念世俗繁华的倾向，从魏晋以来的隐居山林转向隐居都市。 陈献章曾说过：“山林亦城，城亦山林。” 这反映了文人隐居都市的倾向。
由于明代文人阶层特征和生活取向的变化，明代主流思想文化呈现出“庸俗”和一定程度的“个性”特征。 此外，学禅成为明末文人的一种时尚。 拜佛、谈禅、结交高僧，成为当时文人生活中的重要事情。
明末清初顾炎武曾说过，南方文人喜“学佛”，北方文人喜“学仙”。 无论是善佛还是善仙，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明代文人对“空”“隐”的精神认同和对隐逸生活方式的普遍追求。 拜佛谈禅不仅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交流，更是作为文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存在。 禅与儒家的碰撞可以看作是心学发展的内在因素，而禅宗生活方式的流行也可以看作是心学繁荣的外在因素之一。
对于明代文人的思想观念，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心学盛行；二是心学盛行。 第二，培养“兴趣”。
明初，经过洪武、永乐时期的建立，社会稳定发展，思想领域已出现由理学向向心主义转变的迹象。 明代中叶以后，经过王守仁的发展，心学逐渐达到发展的高潮。 在王守仁之后，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心理学学者都是王守仁理论的继承者。 王阳明的心理学可以说是明代心理学的主线。
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心外无物”、“通向良心”、“知行合一”等心理学观点，基本构成了明代心理学的主要理论。 ”是王阳明心理学的核心。 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自然法则自然发现的地方”、“是非之心”、“是非使万物变化”，所以良心是一种超然的、是非的洞察力。 呈现是主题的内在特征。 因此，良心告诉人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另外，“良知，所谓天下之本，良知是每个人固有的内在准则，是人们道德实践的标准，具有普遍性。要想达到更高的道德生活，就必须做到”因此，王阳明此时的心哲学是心身哲学，也是儒家所倡导的普遍伦理哲学。
但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发展，到了后期，心学逐渐发展为“自然人性之学”和“自我满足之学”，尤其是台州学派。
例如，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就提出了“现成的自由”。 王艮认为，良心是“自然之美”，是现成的东西。 “如果你认识到这个原则，你就会现成的、自由的。” 所以。 他认为，人只要遵循良心，自然行事，就可以成为圣贤。 因此，王艮认为，王阳明的《致良心》“不必小心”、“不犯错误”，也不必刻意、刻苦地去“尊持”。
可见王艮崇尚自然功夫，顺势提出“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 王艮还提出“安身立命”。 他认为“身”是根本，所以人首先要注重正身，即要注意自己。
王艮的思想清晰地展现了明中后期心学的“实用”和“世俗”特征和倾向，以及明中后期文人自我探索和自我确认的特征。 。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以肯定自然本质为前提的影响着文人的审美判断，也影响着瓶插花艺术的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就审美生活而言，“情趣”是明代形成的重要审美范畴，与生活密切相关。 无论是“文人味”还是“明清味”，从这些话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明代文人对“趣”的发展和热烈追求。 它是在明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审美成果。 明代文人的审美情趣有两个方面：一是景古，二是贴近生活。 总的说来，是由雅到俗、雅俗兼赏的发展。
在复古运动发展初期，随着文人对自身精神性和当代意义的要求和追求，复古逐渐从追求唐宋古典精神演变为鉴古即感受古典精神的趋势。来自经典作品。 基于古物鉴赏的兴起，古玩的收藏和交易在明代也开始盛行。
在这样的鉴古潮流下，古典艺术的品味也逐渐接近现实。 从欣赏古物到收藏、买卖，与其说是文人精神提升的需要，不如说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休闲兴趣，于是文人的“高雅品味”不由得成为了一种追求。 “庸俗”。 这就是明代文人的品味。
对于“利益”，袁宏道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他认为“兴趣自然得之则深，得之知之则浅”。 也就是说，“兴趣”很可能源于自然而不是知识。 小孩子无知，也能得到。 独特的趣味在于那些隐居山林的人们。 他们每天都过得很自在。 他们从不刻意追求兴趣，而是趋近兴趣。
更何况，只要人正视自己的内心，坦诚地生活，不受拘束，哪怕沉迷于酒肉色色、花招，这依然是一种乐趣； 相反，他听到的、看到的知识越多，他对人的理解就越深，他就会明白得越多。 你越克制你的本性，你离你的兴趣就越远。 但袁宏道也说：“世间唯一稀有的就是利益……今人崇利之名，求同利益”。 那时人们追求的兴趣都差不多，无非就是书法、绘画、古玩、点点。 他对泡茶、香茶之类的事情进行了一些神秘的讨论。 他自以为优雅、清高，但事实上，“这些只是表面的东西，与他的表达无关”。
可见，袁宏道对“趣”的品质的评价并非基于传统的雅俗观念。 “趣”是本质内在气质所带来的愉悦。 这种“气质”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 ，决定了个体的独特性和个性。
赏画、泡茶、烧香，这些古老雅致的事物似乎形成了共同的兴趣。 然而，这种共同的“利益”对于个人来说只是一种表面形式。 真正的、独特的“利益”是通过反抗这些固化的共同利益而产生的。 由此可见，明代文人的趣味不仅变得庸俗，而且变得以自我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