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早年经历

我的父亲明光宗是皇祖父明神宗所厌的太子，而我的母亲则是太子所薄的婢妾，所以我的幼年并不是很幸福。五岁时，我的母亲刘氏得罪了我的父亲，被下令杖杀。因此我就由庶母西李抚养。数年后，西李生了女儿，照管不过来，于是我被转交给了另一位庶母东李抚养。直到公元1622年，我被我的哥哥朱由校册封为信王。 

我登基称帝

后来，我终于登基称帝成为了明朝的皇帝。我颁行了《崇祯历书》这项成就，另外，我也除去了魏忠贤等逆党。

g>大家好，我是朱由检，也就是明朝的崇祯帝。在我哥哥明熹宗于公元1627年8月（天启七年）去世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我接受了他的遗命继承了皇位，当时我只有十八岁。第二年，我改年号为“崇祯”。我登基后非常勤勉，努力推进政务。到了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为我感到身体有些微恙，临时不参加早朝，没想到却遭到辅臣的批评。这时，我连忙进行自我检讨，曾一度让明朝有了振兴的希望。

同时，我也大力清除阉党。在天启七年十一月，我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势力，让他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局面。继而，我发布诏书将魏忠贤贬谪到凤阳守陵，最终下令将他逮捕，等他自缢之后，又将他的尸体磔于河间。此后，我处理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是处死，或是流放，或是禁锢终身，使得阉党毒瘤的嚣张气焰受到致命打击。另外，我也平反了一些冤狱案件，并重新启用了在天启年间被罢免的官员。我还让袁崇焕担任了兵部尚书这一职务，并授予了他尚方宝剑，赋予他收复全辽的使命。

我的形象

我像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皇帝，非常勤勉努力，不放松自己对国家的推进和管理。我也处理了阉党这个毒瘤，为国家带来了一些新的希望。我的不断努力和改革也为明朝的中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大家好，我是崇祯皇帝。自我登基的第一年起，中国北方就遭遇了大旱，万物焦枯，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上记载了“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等一系列天灾人祸。从我当上皇帝到现在，陕西发生了年年有大旱的情况，百姓们不断流离失所。在崇祯二年五月，我正式议裁陕北驿站，使得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遭大饥，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中说百姓们只好食用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后再去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后，只能吃观音土，最终腹胀而死。在崇祯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在崇祯七年，来自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向朝廷上了疏：“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是觅食之声。”这个时期，中国北方的灾害不断，人民的生活无比艰难。大家好，我是崇祯皇帝。在我执政期间，中国遭遇了无数天灾人祸。由于大旱不断，我国北方几乎成了一个赤地千里的死海，民不聊生。随后，又引发了蝗灾，并使得灾情更加扩大。在河南，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都出现了蝗旱的情况，“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因此饥民大量投靠“闯王”李自成。到了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这是一个彻底的灾难年代。 在崇祯十四年，当我督催漕运的左懋第返回清朝时，他写了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同年八月，保定巡抚徐标被召入京城，他说：“臣自江推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这时华北各省又爆发了疫病，许多人白天还健康，到了晚上就死去了。在短短一夜之间，百姓们惊慌失措，城市变成了一片空空荡荡。到了崇祯十四年七月，北京也被疫病所侵袭，大家好，我是崇祯皇帝。在我的执政期间，疾病肆虐，人民生命不保。疾病被称为“疙瘩病”，在崇祯十六年，北京的人口死亡率近达四成，十个家庭只有一个还有活人。 八月，天津爆发了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到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的骆养性表示：“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此外，江南在崇祯十三年遭受大水，崇祯十四年有旱灾和蝗灾，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于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一起造成各地的民变不断爆发，社会动荡不安。 为了剿灭流寇，我先后使用了杨鹤、洪承畴、曹文诏、陈奇瑜、卢象升、杨嗣昌、熊文灿等人进行围剿，但除了熊文灿外，其他将领都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大家好，我是崇祯皇帝。在我的执政期间，李自成多次处境危险困难重重，但他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然而由于用人不当，责无成效，最终功亏一篑。后来，他前往河南聚众发展。 此时，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明廷苦于需要同时对两线作战，每年的军费“三饷”的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缺粮的情况普遍，常常导致明军内部哗变。我非常求治心切，于是在崇祯二年十一月，任命司礼监太监沈良住为提督九门及皇城门，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 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我滥杀也越来越严重，总督中被处死者有七人，巡抚被杀者有十一人。我知道不能同时对外作战和内部管理，所以私下同意了议和。但明朝士大夫已经从南宋的教训中吸取教训，认为与满族人和谈将是耻辱。因此，我对于和议的事始终左右为难。我暗中支持杨嗣昌的议和主张，但在场的卢象升却直接告诉我说：“陛下命我督师，我只知道如何战斗！”于是，我只能否认有和议之事，卢象升最后政治胜出。大家好，我是崇祯皇帝。我们走在了灭亡之路上。明朝末年，我们陷入了和战两难的境地。 崇祯十五年，松山、锦州失守，洪承畴投降给了清朝，我想和满族人议和，但兵部尚书陈新甲被处死，议和的机会就这样破灭了。崇祯十七年，我们面临灭顶之灾，当我召见阁臣时，我悲叹道：“我不是这个国家的良君，而你们却是这个国家的忠臣。我对你们待遇也不差，现在祸患到了这一步，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跟我并肩作战呢？”然而，在陈演、光时亨等人的反对之下，我未能下决心迁都南京。 与此同时，农民起义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白骨横生，人烟稀少，整个北方自北京到南方的南京，都遍布着废墟和杂草丛生的城市。崇祯帝召了保定巡抚徐标入京觐见，徐标说：“本臣从江淮而来，路上千里万里空无一人，即使有城池，也大多只有围墙。您看，到处是杂草丛生，没有一个人在耕田种地。如果这样的话，陛下将来怎么治理天下呢？”我的心情变得很沉重，于是我决定祭祀难民和牺牲的将士以及被杀的各位亲王，为逝去的人默哀。大家好，我是崇祯皇帝。那时，我在宫中举行了盛大的佛事祈求天下太平，还发出诏书，承认自己的责任，并下令督师孙传庭要求他尽快平定农民起义。 在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的部队占领了襄阳、荆州、德安、承天等府，而张献忠的部队夺取了蕲州，明将左良玉逃到安徽池州。在崇祯十七年三月一日，大同失陷，北京处于危急状态。在这个时候，我任命吴三桂为平西伯，并且派人刻不容缓地催促他赶往京城。六日，李自成攻陷了宣府，太监杜勋投降，十五日，大学士李建泰投降，之后，李自成的部队开始包围北京，整个明朝面临严重的危机。太监曹化淳感叹道：“如果忠贤还在，这个时代不会走向这一步。” 在与农民起义军和清朝军队的战斗中，明军屡战屡败，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力。三月十七日，农民起义军围攻了京城。十八日晚上，我和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称万寿山，今天的北京景山），远望城外和彰义门一带连绵不断的烽火，只有悲戚无奈。我感到十分悲伤，长时间地叹息着，默默无语。李自成的部队攻入了北京，太监王廉急速向我报告。在这时候，我和朝臣朱由检在宫中喝酒，朱由检不停地叹息：“我可怜的百姓啊！”太监张殷建议我投降，但是他被一名刀客杀死。我命令手下把太子、永王和定王分别送到勋戚周奎和田弘遇家中避难。回宫后，我写下了诏书，让成国公朱纯臣率领军队，并协助太子朱慈烺。我还命令周皇后、袁贵妃和我的三个儿子进入宫殿，简单地嘱咐了几句后，命令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到外戚家中藏匿。我哭着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应该与我一起殉国。”周皇后也哭着说：“我已经跟随您十八年了，陛下您从没有听过我的意见，导致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现在陛下命我殉国，我怎么能不死呢？”说完，她解开衣带自缢而亡。我转身对袁贵妃说：“你也跟着周皇后一起去吧！”袁贵妃哭着行礼离开，也自缢而亡。我召来了年仅十五岁的长平公主，流着泪说：“你为什么要降生在皇室啊！”说完，我用左手遮住自己的脸，右手拔出刀来，砍向了她的左臂，接着又砍中了她的右肩，她昏死过去。同时，我也挥刀杀死了几位妃嫔，并命令左右催促懿安国公赶快出城求援。我感到十分心痛，因为我的张皇后自杀了。懿安张皇后跟着自己的帐篷发誓，表示要跟随我的脚步殉国，结果也选择自缢而亡。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的军队冲破彰义门，进入了北京城。然后我和朝臣朱由检带着几十个太监骑马出了东华门，但是被乱箭所阻。之后，我们跑向齐化门（朝阳门），但成国公朱纯臣已经把大门紧闭，并拒绝让我们进入。然后我们又转向了安定门，但此时门已经关得紧紧地，太监们即使用利斧也无法砍开。三月十九日拂晓时，火势四起，我再次回到了皇宫，城外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此时，天色已经开始变明，我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但却没有一个人前来应召。我说：“你们误导了我，国君死了，天下已经二百七十七个年头了，这一切都是因为奸臣所导致的。”最后，我在景山歪脖树上自缢身亡。死时，我光着左脚，右脚穿着一只红鞋，时年只有33岁。只有提督太监王承恩陪着我。 在上吊之前，我在蓝色的袍子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登基已经十七年了，虽然我不是最有德行的国君，但因为诸臣的错误，导致了逆贼入侵京城。我在死亡之前，无法面对我的祖先，因此决定去掉我的冠冕，并弃置世间。我留下了这样的遗命：“当我死后，希望不要伤害一个百姓，杀了我就好了，用我的臣属换取平民的安全。”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各位大臣都感到惊讶不已。他们中的许多人都选择了自杀，包括大学士范景文和他的妻子、户部尚书倪元璐和他的13个家人、左都御史李邦华、副都御史施邦昭、大理寺卿凌义渠、兵部右侍郎王家彦、刑部右侍郎孟兆祥和他的妻子何氏、儿子孟章明、儿媳万氏、左谕德马世奇和他的妾朱氏、李氏、左中允刘理顺和他的妻子万氏、妾李氏以及儿子、奴仆和婢女，太长寺少卿吴麟征，左庶子周凤翔和他的两个妾，检讨汪伟和他的妻子耿氏，户部给事中吴甘来，御史王章，御史陈良谟和他的妾时氏，御史陈纯德、赵馔，太仆寺丞申佳允，吏部员外许直，兵部郎中成德以及他的母亲张氏、妻子张氏和儿子，兵部员外金铉和他的母亲章氏、妾王氏以及弟弟，光禄寺署丞于腾蛟和他的妻子，新乐侯刘文炳和他的祖母以及弟弟，左都督文耀和他的妹妹和孩子共16人，驸马巩永固和乐安公主以及他们的5个孩子，惠安伯张庆臻和他的全家，宣城伯卫时春和他的全家，锦衣卫都指挥王国兴，锦衣卫指挥同知李若珪，锦衣卫千户高文采以及他们的家人们。我心情悲痛，因为还有许多人在这次事件中惨死，包括顺天府知事陈贞达、副兵马司姚成、中书舍人宋天显、滕之所和阮文贵、经历张应选、阳和卫经历毛维和张儒士以及张世禧和二个儿子、百户王某和顺天府学教官5人，他们的姓名已经无从得知。此外，还有长州生员许琰也不幸死亡。这些大臣中，只有孟兆祥一人死在了正阳门下坚守阵地，王章和赵撰骂着敌人并最终死去，范景文、申佳允、刘文炳和卫时春则选择了自杀，金铉、滕之所、阮文贵和张应选则选择跳入御河死去，施邦曜喝下药水，凌义渠则扼紧喉咙自杀，而巩永固和乐安公主、张庆臻则选择了生活。其余大臣都选择了自缢而死。

三月二十一日，尸体被发现了。大顺军把朱由检和周皇后的棺材从宫禁中移出，在东华门前示众，“有30个人哭拜，60个人拜而没有哭，其他人则视而不见。” 之后，梓宫暂时寄存在紫禁城北面的河边。当地平民又把他和田贵妃合葬。清军入关后，将他移葬到思陵，并谥为怀宗，后来又改谥为庄烈帝。南明政权则追赠他为思宗烈皇帝，之后又改称毅宗，历史上也称其为崇祯皇帝。

明思宗死后，还有许多官员也死去了，包括户部尚书倪元璐、工部尚书范景文和左都御史楚雄。他们的死亡，成为了明朝灭亡的象征。我感到非常沉痛，因为在那场惨烈的战斗中，我的好友李邦华、左副都御史施邦曜、大理寺卿凌义渠、太常寺卿吴麟征、左中允刘理顺，刑部右侍郎孟兆祥等大臣都牺牲了，驸马都尉巩永固全家也随之殉国，太监更是以百计壮烈牺牲，而宫女则多达三百余人，绅生、生员等七百多家全部举家葬仪。

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和皇后安葬在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中。清朝此后定下规定，要求官民服丧三日，将他们的庙号为“怀宗”的称呼去掉，改谥为庄烈愍皇帝。清代的史书则多以“庄烈帝”简称其为。

明朝在中国北方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南方明朝势力于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并建立南明政权。

庙号谥号

在顺治十六年十一月（1659年），因“兴朝谥前代之君，礼不称，数不称宗”的原因，他的庙号被去掉，改谥为庄烈愍皇帝。清代的史书则多以“庄烈帝”简称其为。他的神主题写着他的行为准则：大明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我想说，庄烈愍皇帝是清代时期对我加以的谥号，并非我的真正庙号和全谥。实际上，我的全谥还可以是守道敬俭宽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或果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我的庙号也可能是钦宗，而不是被习惯性称为的思明皇帝。此外，南明政权谥我为烈宗敏皇帝的提议未被采用，张慎言提议的干宗或乾宗庙号也未获批准。最终，在崇祯十七年六月，我被确定了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也颁发了思宗。但随后在弘光元年二月丙子，又将我的庙号改为了毅宗。我是唐王，后人用威宗作为我的谥号来纪念我。这使我感到非常荣幸。 在另一段历史时期，天启皇帝快要去世之前，他告诫他的弟弟信王朱由检，称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天启皇帝去世后的第三天，朱由检成为了新的皇帝。当时，魏忠贤是东厂的提督，他的亲信田尔耕是锦衣卫的提督，崔呈秀是兵部尚书。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是魏忠贤的死党，因此他们开始了一系列的操纵和控制。由于担心魏忠贤有可能暗中毒害他，当我登基的那一天，我没有睡一整晚。我从我的宦官身上拿来佩剑以保护自己，并且也没有吃宫中的食物，只吃我自己藏在袖子里的麦饼。这时，整个宫中充斥着一种非常恐怖的气氛。 之后，我承袭了皇位。为了确保我的权力，我一方面像我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另一方面也将我的府中的待奉宦官和宫女逐渐带到宫中。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维持我的权威。我当时是朱由检，魏忠贤为我送来了一些美女，但我本人并不好色，对美色毫无兴趣。可是为了不引起魏忠贤的怀疑，我还是将魏忠贤送来的四名绝色女子全部留下，但都仔细搜了身。结果发现，四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我命令四个人将药丸毁去。 魏忠贤为了试探我，采用了各种手段。他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中持“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希望能达到催情的效果。但我还是看穿了他的心思。对此，我深深感叹：“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 既然美色无法打动我，魏忠贤就采用更为露骨的试探方式。一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我看到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魏忠贤向我上了一份《久抱建祠之愧疏》，请求我停止为他建造生祠。作为皇帝的我，当然不会对他的请求作出回应。当时我发出了一份批复，内容不温不火：“以后各处生祠，其欲举未行者，概行停止。”这种做法既抑止了朝野上下对魏忠贤的崇拜，又不至于惹恼魏忠贤。 我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休乾、崔启秀等人，但我心里清楚，这些嘉奖早晚都会收回来。我在等待时机，秘密地设法削弱魏忠贤的影响力。 斗争是非常微妙的。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都在寻求保全自己的良策，有投机的，有不动声色的，有冒死直谏的。而最后竟然倒魏的，是由魏忠贤的党羽发起的。天启七年十月十三日（农历，下同），御史杨维垣上疏崔呈秀，却把魏忠贤美化为“厂臣”——“呈秀毫无益于厂臣，而且若厂臣所累。盖厂臣公而呈秀私，厂臣不爱钱而呈秀贪，厂臣尚知为国为民，而呈秀惟知恃权纳贿。”这分明是丢车保帅之策。 崔呈秀是魏忠贤门下被称为“五虎”之一，是魏忠贤的得力干将。而由于是魏忠贤的亲信，崔呈秀也因此遭到众人的指责。崔铎虽然目不识丁，但居然中了进士，这让魏忠贤很是高兴。但随着崔呈秀的被免职，魏忠贤的势力也开始降低。朱由检免去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命令他回家守制。这实际上是倒魏的大幕拉开了。 敏锐的官员们意识到了局势的变化，于是魏忠贤的奏疏接二连三地出现。但朱由检仍然保持着冷静，任由臣工们攻击魏忠贤，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列举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政；九、伤民财；十、亵名器。 应该说，钱嘉征的这份疏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十大罪名大都是可以坐实的。于是，我立即开始采取行动，召见魏忠贤，并命太监在他面前宣读钱嘉征的奏疏。魏忠贤“震恐伤魄”，立即找到自己的赌友——原信王府太监徐应元，讨教对策。徐应元劝魏忠贤辞去爵位，或许可以保住富贵。第二天，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并得到了我的允许。11月1日，我斥责了徐应元，并再次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但魏忠贤这个过惯了权势生活的人出京时却带着1000名卫兵和40多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向南而去。这个戴罪之身的宦官如此跋扈，无疑刺激了我的敏感神经。所以，我随即下了一道旨意，命令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 11月6日，在阜城县南关的旅店里，孤独的魏忠贤听着隔壁房间里一名书生的《桂枝儿》小曲，而亲兵们也离开了他。只听到歌声里唱着：“势去时衰，零落如飘草……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魏忠贤在客栈里来回走动，最后选择了自缢而亡。从此，魏忠贤的余党也开始被清算。 罪己诏如下： “眇眇朕躬，万事如昨。自即位以来，修庙堂之政令，爱黎元之居士；矜功名之隆，骛物华之人。是以得以存身全首、得嗣守祀；是以天下肃清，知己蒸蒸；是以五方大备，仇敌慑服。然士大夫甚则轻国，贪污狼藉；是以贫富失所，万民塗炭。同人异己，上下不和；是以邪妄上虑，群情沸腾。幸得事出有因，夔龙返海，化险为夷，兀坐江山。感天地之茫茫，犹有戚戚之心；怀至诚之感，弥念阙之失。自觉聪明短庸，抑才无礼，忝嗣继运，荷藐降恩。一旦神运，转眼浩劫；机构奸佞，执我昏聩。梦想扈跸，靡有所成；春秋无度，悲夫乏人。祖宗之后，依旧遵仪；不肖之孙，靡有盈处。若夫魏忠贤等徒党，狎昵尤甚。朕甚难自分，不忍复望。伏惟顾命盛德，俟淮南子灭族，恢复两税，为民除害；故纂文纪纲，以劝牧之谕。夫国之有道，人之有德，惟智惟勇，惟忠惟信。履明德之基，奉天人之正，乃国之大本；守率土之义，扞风俗之防，乃民之重器。纵欲损纲，何以择民？靡慕虚誉，恶已陈之忱；幽禁自责，志在平易上人。思之泣涕，愧绝非所；披荆斩棘，欲毕忠言。宜克去华，厉奢靡之俗；羸靡愉之士，急斫弊之政。广听政之道，令忠臣之思畅；秉平庸之法，使良民之志树。唯诚德为本，唯德行是经，兢兢业业，慎修厚德，庶几朕身可保，社稷可定。自禀于此，常怀厚德之忱。如有谬失，甘受罪戮。”在《明史》的记载中，我是庄烈帝二。在明朝晚期，我当上了皇帝，执掌大政。但在我的统治期间，朝廷内部的腐败和权力斗争激化，加上天灾人祸，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明季北略》是一部描述明朝末年战事的著作，其中记述了我命令徐海、万鲁豫和耿仲明等将领平定刘洪涛、张献忠等农民起义的事情。这次平叛成功，让我感到十分欣慰。 但是，我的统治还是难以避免国家的衰落。最终，清军入侵北京，我被俘并被迫自缢。在《圣安皇帝本纪》中，记载了我在抗清战争中的种种努力和不幸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