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为什么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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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元年,朱由检坐上了大明王朝的头把交椅。即便只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小伙子仍是一门心思为大明续命。朱由检经常召见群臣经邦论国,发出了“文官不爱钱”的号召。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本是一名不经传的小角色,对于这一号召有自己的看法,于是就上书朱由检,问道:如今何处不是用钱之地?哪位官员不是爱钱之人?本来就是靠钱弄到的官位,怎么能不花钱偿还呢?人们常说,县令是行贿的首领,给事中是纳贿的大王。现在人们都责备郡守县令们不廉洁,但这些地方官又怎么能够廉洁?有数的那点薪水,上司要打点,来往的客人要招待,晋级考核、朝觐的费用,总要数千两银子。这银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从地里冒出来,想要郡守县令们廉洁,办得到么?”

而且他还拿自己举例:“我这两个月,辞却了别人送我的书帕五百两银子,我交往少尚且如此,其余的可以推想了。伏请陛下严加惩处,逮捕处治那些做得过分的家伙。”韩一良的户科给事中职位,在明朝只算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官,但是位置很显要,类似于总裁办里专门

至于五百两银子,以当时对粮食的购买力估算,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元,而明朝县令的月俸,每月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千多元,足以见“赞助”之人出手阔绰。崇祯读了韩一良的奏疏大喜,立刻召见群臣,让韩一良当众念他写的这篇奏疏。读罢,崇祯拿着韩一良的上疏给阁臣们看,同时说道:一良忠诚耿直,可以当佥都御史。”

韩一良可谓一步登天。吏部尚书王永光坐不住了,他请求崇祯下令,让韩一良点出具体之人,究竟谁做得过分,谁送他银子。但是韩一良藏着掖着,显出一副不愿意告发别人的样子。于是崇祯让他密奏。等了五天,韩一良仍是谁也没有告发,只举了两件旧事为例,话里话外还嘀咕了王永光几句。崇祯再次把韩一良、王永光和一些廷臣召来。年轻的皇上手持韩一良的上疏来回念,声音朗朗。念到“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这两句,不禁掩卷而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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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又追问韩一良:五百两银子是谁送你的?韩一良仍是东扯西扯,最后竟推说风闻有人要送,惹得朱由检龙颜大怒,拉着脸对大学士刘鸿训说:“都御史岂可轻授?”韩一良因为自己的奏疏前后矛盾,被朱由检撤了职,平步青云的机会就这样丢掉。但是,韩一良宁可崇祯撤掉自己的官职,断送大好前程,甚至顶着将他治罪的风险,硬是不肯告发那些向他送礼的人,这必有原因。

难道只是怕得罪人?给事中和都御史都是明朝负责纪检的官职,这种行为乃是他的本职工作,也是他获得声望的源泉。怕得罪人这种解释站不住脚。其实韩一良的奏疏中存在一个矛盾,就是通篇都在证明爱钱有理,证明清朝的官吏们不可能不爱钱,也不得不爱钱。韩一良说得对,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确实不够花。

而他开出对策,却是严惩谋求俸禄之外收入的人,这恐怕就不那么对症下药。明朝官员的正式薪俸是历史上最低的。巡抚每年的名义工资不足600石大米,折成现在也就一万多元;知州一级的每年的名义工资是不足200石大米,月薪不足四千元;至于县令,名义上的薪水是90石大米,合月薪不足两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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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只是“名义上的薪俸”,因为明朝官员们实际领到的工资并没有这么多。那时发的是实物工资,领回家的有大米,有布匹,有胡椒和苏木,也有银子和钞票。不管领什么,一切都要折成大米,于是这个折算率就存在一定的门道。成化十六年,户部硬把市价三四钱银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三十石大米。而三十石大米在市场上值多少钱?至少值二十两银子。

如按照这这种折算率,完全以布匹当工资,县令每年只能领三匹粗布,在市场上只能换一两银子,买不下两石大米。所以说,明朝中枢几十倍、上百倍地克扣明朝官吏的工资。明朝的县令每个月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一千多元,而每家的人口至少有五六个,多的十来个,平均起来一家六七口人,全指望紧巴巴的薪俸。此外,在成化十五年之前,明朝官员退休后没有薪俸。

如户部尚书杨鼎退休,是特地加恩每个月仍给米二石,也算是退休给米的先例,其他人可想而知。所以,这也是韩一良这位御史之位都没焐热的佥都御史,宁愿被革职也不愿意说出,以至于清朝则开发出“养廉银”的路数,当然也只是割肉饲虎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