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代开始，商业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各个朝代的特点各不相同，其中宋、明、清的特点尤为鲜明。 这些特点与三个王朝面临的外部环境密切相关。 我将尝试花一点力气来分析它们。
宋朝从建立之日起，就存在着先天不足。 宋朝东北面对契丹，西北面对西夏。 尤其是开国时期的几次失败，使宋朝的外部军事压力成为历代强盛王朝中最大的。 强大的外部压力，让宋朝不得不选择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赎回建国的军事贵族，与士大夫结成利益联盟，尽可能温柔地对待百姓。 由于北方长城沿线没有天险作为屏障，宋朝不得不支援大量的正规军。 他们驻守边境，建造城堡，修筑水上长城。
而这些政策使得宋朝必须有足够的财政支持，而贵族的赎回、士大夫的团结、民心的软弱又让宋朝不可能像其他国家那样从土地上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王朝。 宋朝不得不大力发展商业，这些政策催生了宋朝城镇的发展，发展了一大批城市。 开封、洛阳、应天（今商丘）、大名、杭州、镇江、苏州、江陵（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46个人口超过10万的城市。 宋朝首都东京的开封府人口超过百万。
同时，开创海上贸易，不仅在港口城市设置了城船司，北宋中期，每年城船收入达到63万贯，成为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 宋代的远洋船舶无论是船体结构、作业规模还是成员数量都非常庞大。 船舶运营的劳动力构成也完全分化。 宋元时期，中国造船业异军突起，建造的船舶规模较大、数量较多。 据吴自牧《孟梁录》卷十二《江海船》记载，中国大型海船可载重10000-12000石（500-600吨），可同时载客500-600人。 中型海船载重2000至4000石（100至200吨），载客200至300人。
商业的繁荣，为宋朝贡献了巨额的商业赋税。 国内商人一般征收附加税和住民税。 过关税每100通关值两块，是给商家的； 居住税为每百人三分之三，用于居住。 贾抽烟。 真宗景德年间，商税仅为450万官，到仁宗时增至2200万官（按照清中期的汇率，一直都是换银两） ，即商税约2200万两）。 由此可见宋代商业的发达。
商业繁荣但缺乏贵金属的宋代诞生了纸币，为金融做出了巨大贡献。 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正式设立“交子坞”，改交子为衙署。 以36万贯铁币作为储备金，定期发行。 饺子逐渐向全国发行，甚至黄金和人民币也继续使用纸币。 今天大家都知道纸币在金融中的巨大作用，无需赘述。 元朝甚至继承了纸币政策，甚至取消了贵金属货币，完全用纸币代替。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记载，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明代的商业是政商合一的。
宋朝建国时太弱，明朝建国时太强。 自古以来，没有比明朝更好的国家了。 从法制上来说，朱氏有驱逐鞑靼的大义。 这种睥睨天下的气势，也导致了明初没有外敌侵略的强盛局面。 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够按天理出口的皇帝之一。 这种内外环境的优势，促使朱元璋开始了集权运动。 军事高层被杀，首相被从体制中剔除。 小军功地主成了他家的打手，士大夫成了他家的人。 不过，朱元璋给小军人阶层和士大夫阶层的俸禄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 他们简单粗暴，通常以土地定居。 你的工资的一部分是免税的。 或许是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商业被朱元璋所轻视，纸币也被朱元璋乱发。 对于朱元璋来说，通过简单原始的土地政策就可以实现盛世。 这在当时来说太不经济、成本太高。
但他没想到的是，业务不能空缺，也不能通过他的制度建设来消除或控制。 由于权力真空，士大夫阶层立刻填补了席位，并发挥到了新的高度。 其他朝代顶多是官商勾结，而明朝玩的却是官商合一。 明代中期，具有明代特色的商帮开始兴起。 晋商中的沈世行、王崇古等人，推动隆庆的开放，为晋商谋福利。 促进了中法的开放，将徽商一举推入顶尖商帮的行列。 同时，还破坏了九边屯田军粮，使其腐败，大大推高了明朝军队的开支成本。 从事海上贸易的东林党，不仅发展了精耕细作，而且在明代把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几乎垄断了棉纺织业。
这些商帮挣了钱，努力培养孩子读书，进入士绅阶层。 出身贫寒的士绅阶层也通过联姻等方式与商帮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没有人可以指望商人向自己征税。 明朝的商人是特权阶级，商业的高额利润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但同时明朝的宫廷却极度贫困。
明代以张居正为代表的积极改革无一例外是田税改革。 只有少数皇帝通过太监征收商业税。 相都的问世，让数百年后的我们无法理解当时的真相。 然而，宦官偶尔通过皇权实现的商业税收收入，由于整个士大夫阶级的抵制，根本无法形成国策，百姓死亡。
明朝最后一位国王崇祯的头脑也并不清醒。 他相信士大夫的胡言乱语，这就是魏忠贤的失政。 然而，明朝岌岌可危的财政漏洞太大了。 被迫破产的农民无奈，只能上梁山赚钱。 最终在内忧外患之下，崇祯无奈自杀。
清朝的商人在宋朝和明朝之间扮演着税收官的角色。
清朝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有组织、无纪律的土匪团伙。 他们北掠蒙古，西掠大明，南掠朝鲜，东掠女真。 无法生产的女真人很快就点击了另一项技术要点，那就是招募人员出售赃物。 从旧野猪皮时期开始，满清就利用山西的八个御商贩卖赃物。 抢来的东西需要变卖，换取战略物资和生活必需品。 这种模式在清朝建立后得到继承。 商人集团在清朝眼里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
清朝建立的时候，并不像辫子剧里吹捧的那么强大。 那是一个小国面对一个大国。 对于中原汉族如此，对于蒙古更是如此。 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和资源来实现对蒙古和中原的统治，是商人非常有用的工具之一。
满清完全继承了明朝的治理政策，但只是将明朝末年探索的实验性政策和制度合法化。 行政效率与明朝一样低下、腐败。 但清朝面临的军事压力和财政开支却比明朝初年大得多。 新中国成立以来，南明王朝有十九年的割据，三藩之乱长达八年，蒙古准噶尔部有八十多年的动乱。 乾隆晚年，到清朝灭亡时，苗族起义、天地会、白莲教、天理教等起义不断。 清朝初年建立的财政体系早已入不敷出。 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清朝探索了税农商人政策。 清朝如此大规模实行包税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以晋商为例，满清为了武力镇压准噶尔部落，不得不在蒙古草原驻军，对蒙古各部落进行镇压和监视。 然而，清朝的行政效率比明朝还要差。 如此大的工程，以清朝朝廷的行政效率堪比原来的草原上的乌里雅苏台、归化城等重要军事重镇的建设是不可能完成的。 蒙古各部的军事驻地建设、盟旗制度的实现以及税收、赈灾等政府职能的实现，都是通过以达盛奎为首的山西商人完成的。 商业手段实现了，手段更加隐蔽，更加高效。 最终，山西商人慢慢实现了从做生意赚辛苦钱到放高利贷的转变。 最高峰是“汇天下”，承接清朝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税收和银行汇兑业务，但与清政府的联系过于紧密。 清朝灭亡后，晋商迅速衰落。
另一个典型代表是十三行。 清朝无法达到像宋朝那样的行政效率，实现了对海上贸易的管理，也不愿意像明朝那样放纵。 由于清朝严重的路径依赖，在乾隆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口贸易。 十三行制度，表面上看是十三行垄断了与西方列强的海外贸易，吴秉鉴被封为当时的世界首富，但实际上，十三行充当了清朝的海上贸易一揽子到西方。 税商是皇帝的南方国库。 他们通过向十三行发放特殊许可证、捐赠等方式，将海上贸易的利润送到满清皇室手中。 鸦片战争期间，十三家银行承担了高额战争赔款和善后资金。
清朝把商人当作肥猪来饲养，通常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来完成税收保证的义务，当朝廷需要解决燃眉之急时，就杀猪过肥年。
我觉得把一些事件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较还是蛮有趣的，看的角度也会更多。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