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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加吸引我的是下方的一篇文章，其中包括一张
图片。文章谈论的是一个关于人才培养的问题，作者是著名的学者钱学森。在他过世之后，他的话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认为现在的人们“都是些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我看，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很大问题。” 钱老的话让我对中国当下的教育问题产生了更深的思考。当今的封建思想对于科学事业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明清之际中国知识界的反应入手，从中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窥探这些想法的根深蒂固的“情结”。
科学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专业人士和能够促进创造性工作的组织体系。西语单词“职业”（Vocation）最初的意思是召唤。它似乎并不同于“专业人士”这个词，更像是指一种天赋造就，因此有了“天职”的含义。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科学的职业化意味着把洞悉自然奥秘的科学当作一项为世界“祛魅”的事业。在欧洲近代，职业化为了更多的人提供了从事科学活动的机会，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获得社会承认和追求经济收益的可能性。而职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科学研究从原始的个体行为转变为专业共同体的行为。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涌现出皇家宫廷以外的社会机构，专门从事科学和哲学研究。而中国在同一时期，却被封建思想所束缚，知识分子往往受到礼教和权威的约束，缺乏对于科学事业的支持和理解。这种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根深蒂固，在明清之际和欧洲的情况恰恰相反。我发现，学术聚会和推崇柏拉图哲学的“学社”（或称学园、科学院）是近代科学兴起的重要因素。当时，科学(除医学外)的主要贡献是在大学以外的地方做出的。科学社团为专业人士提供了交流科学信息和成果的场所，也为其创造才能在社会中应用提供了方便。这些“无形学院”正是近代科学兴起的摇篮。它们促进了“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的出现；而之前的哲学家、技师和工匠，由于没有保持持续的科学兴趣，因此不能算做职业化的科学家。
再来看看明清之际的情况，这也是中国知识界中最痛苦和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晚明内外交困、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唤起国民极痛切的自觉，而自觉的率先表现实在是学者社会。”（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一些学者建议反对讲空话，提倡学问在社会和实际生活中应用。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来应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由于缺乏类似于学社的组织体系，专家们的成就很难为大众所认可。这种情况在某种意义上衍生出了科学家这一个社会角色，他们把目光投向实际生活，为人类无私奉献。“经世”是怎样实现的？“致用”如何才算是成功？我看到，那些中国晚明时期的学者们并没有找到新的解决方法。相反，他们相信我们必须要发现“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才能够实现有用的学问。
1604年，顾宪成和高攀龙在无锡建立了东林书院。这所书院后来因为东林党事件而声名大震。曾经隶属于东林集团的许多人通过科举考试入仕（八成以上是进士出身）。他们涉猎广泛，学术内容包括实践性的道德哲学，也包括天文历算、军事、农学等具体科学，并坚守济世为宗旨，“进则行其道于天下，退则明其道于此”（《东林书院志》卷十六）。这些人在上主张整顿吏治，抑制豪强，也打算在经济、军事等领域做出贡献。
当东林派的师友因为批评朝政、要求改革而遭到排斥时，并没有放弃书院而转入山林野外。相反，他们认为把学问与国家治理相结合才是更好的方案。我觉得，家事和国事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高子遗书》卷八中所说的，“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居庙堂之上，无事不为吾君，处江湖之远，随事必为吾民，此士大夫实事也。”
在过去的时代，如果士大夫们不同意当时的政策，他们就会退出政府而转入山林野外。他们不断地讲授学术知识，同时也注重实践，以实现知行合一。他们批评空疏的学风，重要性强调知行的关联性。他们说：“讲学者，明乎圣人之言，皆言吾之所以为吾也。夫吾之所以为吾，果何如哉？知之一日而有余，行之终生而不足者。知者不知乎此，行者不行乎此，人各以其所知所行者言焉，其于圣人之言多觌而失之矣。此学之所以不可不讲也。”
无论他们是否自觉，这个学术团体已经具有了反对派性质，由此而名声大振，受到许多人的称赞和追随。我认为，我们不能盲目地将东林学派称为“党”。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中曾称“党”是小人们私自加上去的称号。而“党”这个词在多数情况下都含有贬义，暗示着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等行为。但是，我也不能否认一些人可能会在学术团体名义下从事政党式的活动，这种行为不可取。
在明末，会党和复社的师友们，视天下安危为己任，他们的社会压力和抱负非常沉重，也注重实务知识。但是，与欧洲科学社团的追求相比还有些不足。
明清之际一些激进的思想家认为，理学内涵的削弱是明朝衰亡的祸根。他们觉得应该推崇实际的学问，修己而治人。也就是说，在文学、行为、实质、实用四方面都必须实际有用。方中通曾提出，“以至文胜无识之虚文，以实学胜无益之博学”。不管是在天文地理、河漕山岳还是在治理国家文化方面，我们学习应该以实际应用为目标，不能空谈高论而缺乏实际行动。我认为，政军务和风俗制度都是儒者的能事。所谓实学，最基本的就是可以应用。正如高攀龙在《东林书院志》卷四中所说，“要先实践实证，最终目的是治理国家平定天下，这才是有用的学问。”因此，“实用性是判断知识是否有用的重要标准”（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在当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非常重视经验实证，并深入研究科学技术，但他们并不以科学作为其志业。他们不是为了学问而学问，而是为了实践而学问。许多人都在悲惨困苦的活动中度过了半生，他们的学问是要为新建设做准备的，但到了完全绝望的时候，才不得不以学问为生活。许多人因为活动而死去，剩下的人也不肯和满洲人合作，他们宁愿将“经世致用之学”的梦想寄托于空言，但仍期待能够改变学风来取得将来的成果（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
这里的“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而做学问”非常深刻。更重要的是，科学共同体并非代表某种意愿的“压力集团”我认为，科学共同体不同于压力集团，通常伴随着职业上的认可。中国知识界一如既往地以国家社稷为根本大业。即便像晚明最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这样积极引进西方学问，并力主将西方的军工火器应用到中国，晚年主持农政、军事，高声呼吁“富国必以正业（农业）为基础，强国必以正规军打造为关键”（徐光启，《复太史焦座师书》）。他不辞劳苦，奔波于兴水利、边防修建之间，尤其关注农事，他认为“资兵农之用，能够永久受益”。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派别。但“这个派别所提倡的教义是，学问应当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善社会和增加人民的幸福。他们普遍认为，这主要体现在国计民生方面，因此他们常说‘国计民生’。因此，他们的论点多集中在切实的应用学上”（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三十三》）。他们关注的还是国计民生的应用学。 “通常而言，一个学术的兴起，一方面需要一定的历史积淀，另一方面也需要特殊的时机和机遇。中国文化几千年，所有与社会有关的学问几乎都与自然界没什么关系，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没有特别的动力，能够引导学者的研究重心朝一个特定的方向去发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九》）。
随着时代的变迁，学者们执着于“求王”，我们的清朝统治者为了复兴明朝的势力，对知识界采取了非常强硬的压制政策，他们鼓吹“复明”，“续道统”。顺治皇帝下令禁止组织集会和书院，并进一步限制了言论和出版自由。又通过“奏销案”、“科场案”严厉打击江南士人，颁布了广泛的文化禁令，取缔书坊。从事社团活动的学术环境更加险恶了，少数像顾炎武等参与的“惊隐诗社”、黄宗羲、万斯大、斯同兄弟领导的“讲经会”这样的团体勉强维持了一些年。本来就没有像样的科学组织，那时就更不会有了。
